逄先知提出，毛泽东的成功，归结起来主要有六方面原因：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善于听取党内外各种意见，择善而从之；善于团结人，包括团结那些反对他而反对错了的人；具有科学远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行动纲领和口号；刻苦勤奋精神。
可是，晚年的毛泽东，“违反了他过去一贯坚持的一些正确的东西”，逄先知说，“毛泽东晚年的失误的确是使人痛心的，但又不是偶然的。我认为最主要是三条”。
“第一，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他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逄先知说：“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作那样的调查没有了。1962年派我们到韶山调查，他是准备去的，但终究没有去。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作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第二，是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逄先知说，“1958年南宁会议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3月的成都会议还算开得生动活泼，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又来了一个升级，以后专断就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他脱离实际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导致专断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对于第三条，逄先知说，“毛泽东在晚年不能很好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和应该团结的人，像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那样，相反，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伤害和打击了许多人，或者是反右扩大化了，或者是根本不该反右而反右。在党内如此，对党外也是如此。以后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更发展到了极端。我认为，不能很好地团结越来越多的人，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失误，又是失误的一个原因”。
逄先知强调：尽管如此，还要看到，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在一定范围内偏离了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那还不把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搞垮了。特别是在国际斗争中，他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并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机，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创造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
谈周恩来病情和“林彪事件”等
“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在《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传〉对“文革”中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逄先知提出了这个问题。
逄先知写道：海外出版的一本歪曲事实的图书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传》作了详细的记述：1972年5月3日，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