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坏警察”显得多了，其实，是舆论环境更开放、监督环境更好、老百姓法治意识更强的折射。
图：警察执法应接受监督的大环境下，除特殊情况，警察处警一般也会使用执法记录仪。
警察执法，该不该被监督？当然应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监督都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让这支队伍不断改进的最有力“外压”。
这就是为什么，“坏警察”在舆论场上好像瞬间增多，但长安君依然能对这支队伍的整体，抱有信心。
对每一个参与监督的小伙伴，长安君都要点赞！
公民权和警察权，怎么共处？
不容回避的是，尽管“坏警察增多”这一设定并不成立，但警民互信，已然被撕开伤口。
自人大硕士涉嫖事件后，不少老百姓担心：我正常出门遇到警察，会不会被“执法死”？所以，反抗成了某种“下意识”；不少警察则疾呼：如果公民“不配合执法”成常态，让警察怎么工作？僵持的后果，是恶性循环。而且，代价已经付出。
以后，警民之间还能心平气和地共处吗？长安君觉得，这并不容易，除非我们拿出杀手锏——法治。
抽象吗？并不。它很具体，对警察和老百姓，它都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权利各有边界，二是权责大致对等。
先说权利边界。大概谁都认同，社会治安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定位。不言自明的是：作为“被滥用危险较高”的警察权，理应首先被关进更紧的笼子。作为警方，如何应对新的依法治国要求、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后的新形势，需要自身许多素质的提升；更需要一套“鼓励监督、依法查实、秉公处理”的制度。因为，警察权的无限扩张，将直接伤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依法扎紧警察权的笼子，显得格外直接、迫切和必要。
另一方面，“法治”意味着，公民权就能无限扩张吗？不，它也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作为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当他们的声音在舆论场权重渐高时，当权利意识提升之后，法治意识、义务意识是否需要同步提升？比如，用拍照的手段监督警察执法，没问题；但若妨碍到现场执法，或者进行“挑衅性拍摄”，甚至在现场抗拒正当执法，或者在网上发布虚假涉警信息、造谣生事，那么，同样可能付出法律的代价。
图：警察查验公民身份时需表明身份并出示警察证，公民有义务配合。
长安君不认同一种说法叫“造谣倒逼真相”。对不起，造谣就是造谣。在法治社会下，这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正当权利”，这是被扭曲观念浇灌的“恶之花”。
法治之下，警民互有什么义务？
法治之下，权责要大致对等。换句话说，警民双方要心平气和地共处，同样互有义务。
什么叫“权责大致对等”？不妨用“控枪”来举例。前几天的美国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是否应该控枪”的讨论，最终，“不控枪”的观点占据上风。做出了这一选择，意味着公民也应同时做好“承担起相应后果”的准备。没有一种选择是“百利而无一弊”的，区别只在于，能否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只愿享受利好而不想承担义务，不是法治社会下成熟的公民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