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穷，不能是犯罪的挡箭牌”
庙坝镇镇长王存能对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直言，“扶贫是当地第一党政要务，是村镇干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庙坝镇一 镇领导介绍，在当地，出门打工占据了农民收入的半边天。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村民一年到头能种6000斤玉米，大约能卖7000元左右，减去肥料、籽 种等其他费用，只剩三四千元。“在这里，一年到头种地，还不如出门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贫穷，不能成为任何犯罪开脱的理由。”另一镇领导直言，石笋村并不是当地最穷的，在庙坝镇也属于中游。其他更穷的村子，犯罪的情况都比较少见，更不 用说如此情形恶劣的犯罪行为。贫困的确会成为社会问题的导火索，但贫穷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也不应该成为极端犯罪的挡箭牌。
没有人说得清楚，石笋村“盲井村”犯罪源头从何而来。有一些当地村民分析，贫困并不是导致这些人走向犯罪的主因。赌博，才是促使罪恶萌芽、发展甚至膨胀的根源。在村里，随处可见当地人在一楼客厅内打着麻将，一群人围观。
摩的师傅老杨向记者介绍，当地还流行一种“打马车”的赌博游戏，参与者每人拿5张牌，5张牌的数字相加，其中3张或者4张凑够24点，就形成“斗”，其余的点数就是“斗”的大小。参与者用“斗”的大小和庄家相比，赢的一方就可以领走赌资。
当地人介绍，出现在内蒙古检方起诉书中的王付祥、汪强文等人，平时都嗜赌成性，“杀人赚到的钱，除了一部分盖房子了，其他都用在赌上。”
追溯
死于矿难到制造矿难
在石笋村支部下，有一个围成的大坑，黑色的煤渣散乱堆放在坑内，两台挖掘机停在一旁，这就是石笋村唯一在工商登记的企业——石笋煤矿。这也是石笋村民第一个接触煤矿这个事物的源头，目前煤矿处于停产状态。
工商资料显示，石笋煤矿法定代表人为罗华刚，成立时间是2009年7月6日，经营范围为：煤炭生产、洗选、销售。石笋煤矿实际的成立时间比2009年 更早。据当地煤矿工人介绍，石笋煤矿2003年左右就开启，年产十多万吨，主要在本地销售。近两年销售状况不行，“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就停产了。”
该煤矿工人说，最早煤矿创立时，吸引了不少石笋村民前来打工，有三四千收入。“偶尔出现几次小工伤，并没有出现矿难死亡的情况。”
在盐津县法院的司法文书中，可以查到几次石笋煤矿出现工伤的信息。2004年，工人周义祥在挖煤时因煤井顶板脱落砸伤腰部，石笋煤矿对其补偿 11200元，并安排其在煤矿烧水、扫地等轻微工作；2013年，工人蒋细群在采矿时，被煤罐车撞伤，多处骨折，被认定为九级伤残。
当地知情人分析，村民是从石笋煤矿接触到煤矿，了解到工伤赔偿。后来，村子的男人们走出大山，来到山西、陕西等地方煤矿挖煤，而这些煤矿多是安全条件较差的小煤矿或者黑煤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矿难，获得了赔偿的同时也了解到矿难赔偿。
在石笋村的田野边，有一座坟，墓碑资料显示，死者闵秀全，48岁，2006年9月16日，在山西高平市一煤矿遇难；在村中的一处交叉路口，有另一座 坟，死者杨仕强，23岁，同样是2006年9月16日于山西高平市煤窑遇难。两人的墓碑上写着同样的挽联是：“一去千里终成别，魂归故乡杳无音。”
从矿难的受害者，到成为矿难的制造者，是什么原因造就？
盐津县司法系统干部黄清正向《法制晚报》记者分析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犯罪者、嫌疑人一次得手后，尝到巨额赔偿金的甜头，很难收手。而他们所在的村 庄的村民们，很多人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没有作出过任何阻止罪恶发生的举动。加之此类案件不能张扬的特点，在不少案件中，呈现乡亲之间、家族化 的犯罪人员构成。另一方面，矿主息事宁人、私了的心理，也助推了一些人铤而走险。
稿件统筹/朱顺忠
本版文并摄/深度记者 王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