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若祯说，应先对是否有必要拆除进行检测、评估，拆除前充分论证后续整改方案。那些已着手拆除跑道的学校，拆除过程中还需警惕“污染物迁移和扩散”，把跑道表面的塑胶层拆掉后，暴露出来的沥青和表层土同样可能含有化学污染物。
她建议，可对疑似“毒跑道”的涉事承建记录进行封存。然后根据建设用料所包含的化学物质列出一个化学品清单，由环保部门对清单上的化学品成分进行危害鉴别，作为今后制定相关法律和环保标准的依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从长远来看，除了完善立法和加强政府监管，还应强调企业和社会的责任。
薛澜说，在安全环保方面，企业必须负起责任。企业对自己产品的环境影响等利弊最为了解，应保证自己的产品无害，这不是指产品只简单符合国家规定，而是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要保证危害最小、收益最大。在监管环节，应保证顾客和用户等社会力量对违反国家标准、有害的产品有举报渠道，举报后有部门真正去取证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立法难点在哪？
针对“毒跑道”事发后暴露的相关标准缺失，一些地方已经出台或正准备制定地方标准。专家认为，虽然标准的修订很必要，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应由国家部门统一协调，并以科学性和专业性作为支撑。
仍以TDI单体为例，深圳市的《合成材料运动场地面层质量控制标准》中规定它在预制橡胶卷材、块材或橡胶类防滑、填充颗粒中的限量为200毫克/千克。余若祯说，实际上TDI毒性很高，动物实验显示，这种化合物的大鼠4小时吸入暴露“半数致死浓度”仅为13.9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今年3月发布的空气中急性参考暴露水平为2微克/立方米，短期暴露在这一浓度下就会有明显的呼吸道不适。因此安全的材料限量标准还需进一步研究。
那么，能否对发达国家现有的标准采取“拿来主义”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说，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标准是经过上百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虽然等效采用很便利，但中国的环境安全，气候地理条件和人口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照搬，需要由专业化的队伍自主制定。
埃琳·瑞安教授表示，中国的一切都还在发展之中，法律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需要细化。她不担心中国相关科学的进步，因为中国科研已经做得很好，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将科学与法律更好地结合。她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环境治理的决心和一些积极案例，相信中国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已经释放了积极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