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权威人士把脉中国经济的访谈，再次把刘鹤和他所在的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财办）推向了风口浪尖。外界猜测刘鹤是这篇文章的幕后推手，不仅是出于他身处中共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圈，更重要的是文章所传达的观点与他之前的很多看法如出一辙。
权威人士表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而刘鹤2012年就在一篇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势的文章中预测，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凭借这篇专业论文获得了国内经济领域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今年1月，他的助手、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在纽约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目前中国经济尚未见底，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权威人士看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而这也恰恰是刘鹤近几个月工作的重点。自从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他先后到浙江、江苏两省调研，考察这项改革的落实情况。
他在杭州对上海、浙江、江苏等7个省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党委、政府部门负责人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把经济结构性改革作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猜测毕竟只是猜测，权威人士到底是不是刘鹤，很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一些国有企业及其支持者，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聚集到报告发布会现场示威，散发传单，以示抗议。示威者认为，报告中国企“所有权多元化”、政府“后退”的提法，实际上是主张国企私有化，并将质疑的矛头指向时任国研中心党委书记的刘鹤。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