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进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调结构，是存量改革，强调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位一体。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要注重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完全的市场化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结构问题，反而会使结构问题更突出。政府要通过投资引领和国企导向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并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为此，在结构调整中，一是国家可以通过设立战略基金，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人才储备；二是国家可以通过实施基础理论创新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联动效应，实现弥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创新短板。
5.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分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其中一部分就是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关。加强供给侧管理，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增进人民福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落实发展共享，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处理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过剩产能转化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正常需要的民生资产。市场经济本身必然产生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收入再分配仅靠税收与福利支出是难以持续的，而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某种民生资产，可以使该类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从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同时，也可以用国债方式收购剩余产品来实现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实行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分配方式，提升国民整体生活水平。
四、对中国经济学现状的理论反思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更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中国经验，进而一直沿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从而导致不少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特别地，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仿佛已经对西方的经济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往往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而当每一次经济出现问题时，要么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的理论或者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30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科学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火器，从而启动了中国30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可以说，正是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