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改革对僵化的公共医疗服务体制的冲击是巨大的。
而与此同时，第一批莆田人开始背着医药包，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填补了农村中迅速萎缩的赤脚医生的缺。这就是所谓的游医。这其中有懂医术的，更多的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
资本的原始积累从电线杆头密密麻麻的小广告开始了。
到了90年代，同很多国企一样，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公立医院开始陷入财务危机，尤其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及消防、武警医院为主。所以，有人尝试把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复制到医院经营中，开始科室承包。这给走街串巷的莆田游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人通过贿赂，开始摇身一变，进入正规的医院门下。据说，当时往往只需600-1000元，就能顺利拿下院长。对比体制内寒酸的工资，这笔巨款的诱惑无疑难以抵制。
难以抵制的同样还有行医执照，当地卫生部门开具，市场价，200元。
就这样，把体制内整个单位的营收压力转移到一个承包制的科室身上，中国的公共服务开始了危险的市场化尝试。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某某军队医院、武警医院、消防医院等官方名头下，一些科室已经开始私有化，而这坑蒙拐骗的一锤子买卖中，侵蚀的恰恰是官方的社会信誉。
2000年，卫生主管部门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先后发布两条规定：一是禁止非营利性医院中私人承包科室；二是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公立医院的市场化改革，拉大大幕。
但明显，第一条的规定并没有解决非营利性医院的财源问题，私人承包科室依然变相存在。因为政府在医疗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逐年下降。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6%，1990年，下降到25%，2000年，下降到14.9%。这一时期的医疗改革依然是市场化为导向，减少政府与社会的责任，加重医院与个人的承担，以便让市场能更有效调配医疗资源。
而第二条规定则给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疗资本进军医疗行业开了绿灯。这一方面是很多公立医院被资本收买改制成私营，另一方面则是各色私营医院遍地开花。在这期间，莆田系完成了对全国大量医院的并购，并借着这些医院的旗号和名声，完成了资本洗白的第一步。莆田医疗开始了产业化道路。
而这个产业化的进程，就是大家熟悉的套路：花高价钱或者从公立医院挖人，或者凭空包装某某名医，互联网不发达前，到处攻陷各类电视台广播台，满脑子的男科、妇科、肝病、性病，恨不得全国人民都得前列腺炎，互联网普及后，和百度之类的搜索公司合作搞“竞价排名”，像病毒一样占据电脑屏幕。最近几年又开始搞整容、塑形。这些高昂的宣传费用，自然需要消费者来埋单。
有人举了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的例子，幕后老板就是莆田三大派系之一的林系。据说2007年成立，在挑选院长时，资方开出了100万的年薪，还有提成。但给的KPI考核目标是，第一年手术量500例，第二年1000例，第三年2000例。而当时上海地区心胸外科的老大中山医院，在5年后的2012年，心脏手术量也不过2000台。
资本的天性是逐利，但政府监管的缺位无疑进一步助长了资本的贪婪。
初衷
这些年，随着政府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回归，不断偿还前些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欠债，此前无序的医疗领域的竞争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市场化前面临的困境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医疗资源的不公平问题。想彻底甩包袱给市场，让市场调节医疗资源，被证明是失败的，带来的恰恰是更大的不公。而完全回归到政府的大包大揽，也不会是一条活路。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分层级化，政府兜底，市场竞争，依然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只不过在这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资格的审查、违规的惩罚一定要到位。
这次魏则西事件之所以激起如此大的民愤，除了对无良公司和攫利资本的谴责，我们还应该督促政府对相关责任方再不能姑息养奸，该处罚的处罚，该整改的整改，还网络和市场一个清朗的空间。
再深一步说，在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始终在尝试驯服权力和资本这两头猛兽。对于权力不受限制的危害，舆论界讨论的很多，我们都清楚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让权力不再任性。但是对于资本，同样也存在驯服的问题。只不过在完全利益主义的价值导向中，我们往往会忘记这一毒害。资本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同时，资本也同样在中国上演着血淋淋的原始积累，不断侵蚀我们的道德、权益，甚至执政基础。按理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反思是最彻底，也最警惕的，但可惜，对资本的依赖会卸下我们对这个猛兽的防备。
几天前，习总回到安徽小岗村，重温改革原点精神。其实，我们也同样需要回顾改革的初衷。既然叫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全民的共同利益，不能喂饱了权力和资本，饿瘦了人民。
（来源：侠客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