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不能说哪一次最精彩，但有些事情还是很难忘的。比如，“文革”期间，我作为外交部苏欧司的科员，曾去苏联驻华使馆外劝阻我们的红卫兵不要冲击人家的使馆。当时爬上墙壁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得。
还有一次是2003年，我刚从中联部回到外交部。那时SARS已经开始了，有一天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异常寂静。东盟要开会讨论SARS问题，我们如果不参加的话就会很被动。我通过一个适当的场合，推动东盟很快邀请温家宝总理去参加。那是温总理上任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而且去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时，是不平凡的日日夜夜，我每天都工作到晚12点以后。因为境外火炬的传递是外交部门负责的。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每天必须看到火炬平平安安传递下去才能回家。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情。苏联解体后，我把苏联时期的几个重量级的领导人，先后请到北京来闭门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等问题，很有收益。
“与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思考了好几年”
新京报：书中有个细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亲自敲定“只握手，不拥抱”等细节，这种领导人敲定细节的外事活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戴秉国：好像很少见。这个是特别需要时才这样。戈尔巴乔夫访华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为了这次会晤，邓小平同志思考了好几年。“只握手不拥抱”就是要体现一种分寸，告诉人们怎么看这件事，今后的中苏关系应该怎么把握。
新京报：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你在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曾开口夸她比电视上更年轻漂亮，这样的开场白也给双方的对话带来了良好效果。另外，你还在这次访美中带去了小孙女的照片。诸如此类的外交技巧是否常用？
戴秉国：也不常用。这个要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我在会见美国国防部一个比较强硬的人物沃尔福威茨时，坐下来以后我就说，人们都说你是强硬派啊，好像你也笑呵呵的不强硬啊。这样一来，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后来谈得也很流畅。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风格？
戴秉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有一点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我觉得既要坚持原则，同时又要注意策略。这个需要好好把握的。原则坚持要坚持到什么度，灵活要灵活到什么度，都要很考究。有时候你该厉害时厉害不上去也不行，厉害时也不是说凶神恶煞，那也不行。要学会“小声说重话”。
新京报：你曾多次作为胡锦涛主席的代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这种情况下你的行为和言谈细节，自我发挥和提前设定的成分各占多大比例？
戴秉国：相当多的情况下还是要按预定的去办。因为预定的都是经过审批的，经过大家仔细推敲的。但是现场的应对也是重要的，比如政策把握的能力如何，是否有坦诚友好的态度，外交技巧是不是娴熟，还有你的人格魅力等等，这些都是有影响的。
“我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新京报：退休三年来，你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为什么？
戴秉国：我退休了，就应该尽可能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直至最终被完全遗忘。
新京报：你和基辛格等一些外国政要还保持联系吗？
戴秉国：我们经常见，每年都会见，有时候不止一次。在中国和美国都见过。我退休后见了很多外国政要，大概有几十人次。我要见他们就得自己做功课。
新京报：所以你退休后每天还都看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