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秉国：不止是新闻，包括各种各样的材料。不然我怎么跟人家谈呢？要了解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每天都要看点东西。我还要做点记录，现在已经记了两本，是用毛笔字做的一些阅读笔记。因为光靠脑子记是不够的，有些东西还是要有文字的记录，回头还可以查一查。
“退休第一天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退休之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戴秉国：处于一种半工作状态。一个是见一下外国的老朋友，还有一个是在国内一些地方走一走,还去看了看求学过的地方，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见了同学和老师，老师是不能忘的。
新京报：回到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戴秉国：特别亲切。过去跑国外多，跑国内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我还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例如，每年去参加贵阳国际生态论坛。还有几个地方，我会帮忙推动一下他们的国际问题研究。
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种退休生活，好像也挺忙的，闲不下来。我也愿意同朋友同事们交流，这样可以增长知识，活跃自己的头脑。
退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退休后每天可以睡足觉了，以前是睡不好的。搞外交都有这个问题，到了后期我每天夜里都要吃两次安眠药。退休第一天我就把安眠药扔了。
新京报：你现在身体怎么样？
戴秉国：现在吃饭睡觉都可以，精力也比较好，我也比较乐观，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戴秉国
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