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当时花了多长时间，采访了多少人？
赵瑜：1995年春节过完，我就到辽宁采访，把马家军发迹的地方沈阳、辽阳、大连、鞍山等地都走了一遍。采访了马家军的主管单位、马家军的所有成员，包括司机、会计和队员的家属都详细聊了，然后再去北京采访，采访一共花了三个多月，秋天把稿子写出来。
新京报：采访有难度吗？
赵瑜：没有遇到很大难度。当时“兵变”是社会热点，教练马俊仁和队员都有倾诉欲，马俊仁委屈，觉得队员背叛了他，队员们长期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也想说话。
新京报：对于兴奋剂的调查，你向多少人核实求证？
赵瑜：关于兴奋剂这块，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也表达了她的苦恼。
新京报：与教练相比，队员处于弱势地位，为什么敢和你讲？
赵瑜：中国奥委会反对兴奋剂的立场很明确，这给队员们提供了强大的保障。马家军的姑娘们被禁药深深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有队员说，觉得这事儿特别严重，要讲就跟一个人好好讲，啥也不保留地讲，讲得细一点，最好写得真实全面点，告诉国家和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以后不要再犯。
新京报：王军霞当时是怎么表态的？
赵瑜：王军霞告诉我，“我们吃够了兴奋剂的苦，揭露它，并不是针对马导这个人，而是为了同伴不受这种苦。比赛打不上去不要紧，只要我们尽了全力，心里干干净净就行。”
“打了这针，你就成了一匹烈马”
新京报：你了解到的马家军使用禁药的情况如何？
赵瑜：据九名核心队员讲，头几年，马俊仁也没整什么好药，数量不多，效果也不明显。到1991年，马俊仁的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有口服的、针剂的，那阵子查得也不紧，就大量使用。队员们刚开始为了出成绩，并不排斥服药。但渐渐地，药物的不良反应出现了。
新京报：什么不良反应？
赵瑜：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得了肝病，有时疼得不能训练，睡不着觉，后来还听说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形儿，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队员们产生了抵触情绪，只要教练不监督，有队员就把口服药偷偷扔掉，但教练打针还是躲不过去。
新京报：马俊仁会给队员打针？
赵瑜：据队员们回忆，打针是马俊仁亲自操作的。老队员张林丽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马导常说这样的话：不打针你是一匹好马，打了这针，你就更成了一匹烈马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呱唧呱唧光知道往前冲啊！
新京报：1994年马家军兵变的主因是禁药？
赵瑜：“兵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体制方面的、发奖金不公的，当然禁药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吃药，姑娘们的内脏都得过病。马教练为了不让队员的内脏给他添麻烦，保证正常训练，让所有队员集体去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有的姑娘都有了轻生的念头。
新京报：你和马俊仁教练谈过禁药这个话题吗？
赵瑜：我与马俊仁多次交谈过，他并没有正面否认这一切，一提用药艰难，他就经常发出沉重的叹息。弟子们大规模离队，论打论骂论经济纠纷，老马还能对弟子们做出一些辩解，唯独大家提出今后坚决不再用药，老马就语言无力，思想工作实在做不下去。他反复念叨一句话：这个事你们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