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开始，王桂秀等被拐卖案被重新办理。同年11月，周爵斌因涉嫌拐卖人口罪被逮捕。
□屈打成招 民警作证曾刑讯逼供
周爵斌坚决否认参与“李木匠”贩卖人口的勾当；他承认收过“李木匠”500元，但称这些钱是“李木匠”此前欠他的药费。但是，这样的解释未能过关。
根据后来受害人王桂秀等人的证词，警方抓捕周爵斌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先是让王桂秀、李胜秀修改证词，又让冷芬写了两封“举报”信，检举舅舅周爵斌“胁迫”其找女同学外出和将王桂秀等带到河市镇阁溪桥的经过。
王桂秀等之所以改变证词是因为遭到威胁。根据2004年达州市中院法官、检察院检察官及周爵斌代理律师联合赴北京、山东等地调查的结果，“严打”期间办案人员对受害人及证人进行了威胁。“办案人员说我舅舅走私贩毒等，头都保不住，啥子罪都有。我不按他们的要求写就走不了。”冷芬说。王桂秀还被捆绑并遭威胁、恐吓式讯问，她只得按照办案人员的思路进行编造。审讯人员还逼她承认与周爵斌有男女关系。
周爵斌被抓捕后，坚称事先不知道“李木匠”有拐卖王、李的目的，更没有跟“李木匠”共同商议过此事，但这样的回答显然没有被接受。随后，周爵斌遭到了刑讯逼供。
2004年，多名讯问人员和值守人员等向法官、检察官讲述曾目击周爵斌被刑讯逼供。对周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员也表示了忏悔。
达县公安局民警黄一友证实，他亲眼看到办案人员崔福生在审问周时，周仅穿着内裤被绳子绑着，绳子嵌进了肉里。他还听看押的民兵说周被打过，有一次被罚吃下一盒烟后晕倒了，还进行了抢救。
河市镇供销社职工杨勋珍证实，1983年在旅馆工作时，听见周爵斌提审时被打的惨叫声，有一次还看见周被两人夹着拖走，血糊糊的，头还在流血。
另一名河市镇供销社职工冯德玉证实，看见周爵斌在提审时被打。周被打后身上有伤，脸上有血，有时还听见周被打的惨叫声。
这样的场景如今还出现在周爵斌的梦中。他在梦中被毒打，然后惊醒，接着便再也睡不着。
“很多时候清醒着出去，昏死着回来。”醒后，周爵斌总会用心记下，这是第几次被打。
这段岁月于周爵斌是刻于发肤的历史：头部一侧的两大条伤疤，右额内至今还残留着金属物，右手臂上的烙伤疮疤，两只手腕上手铐磨烂的疤痕，受伤萎缩的右手小手指以及遍布伤疤的双腿。
每逢天气变化，周爵斌身上的疼痛便开始复发，“脑壳胀疼，钻心的疼，只能吃三七(中药，编者注)镇痛。”周爵斌说，几十年来，他已经吃了500多公斤云南的三七。
□终获平反 300余次写血书喊冤
刑讯逼供持续了三四个月，周爵斌扛不住了，最终签字画押，“低头认罪。”
1984年1月，达县法院以拐卖人口罪和诈骗罪，判处周爵斌有期徒刑15年，并追回“全部赃款、赃物”。法院认定，周伙同他人，在1981年至1982年拐卖王桂秀、李胜秀、艾光兰三名女青年到山东、河北，获赃款3900余元，分得2100余元；以及1979年倒卖钢材提货单诈骗亭子区供销社480元。
“那个艾光兰也是那几年被拐卖的女子，和王桂秀、李胜秀不是一批，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也安到了我头上。”周爵斌说，“我想喊冤上诉，可那个时候不准上诉。他们说上诉就打死你。”获刑后，周爵斌被押送至南江县坪河劳改支队服刑。
服刑期间，周爵斌300余次写下血书申请监狱为他呼吁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