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越南堪称最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问题是，1953年新中国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印度很快就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份额上，相对于中国的原有优势。
从1948年的2.21%（印度）对0.89%（中国）变为1.36%（印度）对1.26%（中国），195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便超越印度，此后差距一路拉大。同时，它也未能及时抓住本世纪初的外部市场有利时间窗口，2001年为0.70%（印度）对4.30%（中国），2017年为1.68%（印度）对12.76%（中国）。
时至今日，外部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印度还有希望复制当年的中国路径消除这样的差距吗？
其实，更可行的路径，早不是复制中国路径与中国零和博弈，而是与中国扩大互利合作。
回顾近20年，中国“入世”是抓住了不可再现的时间窗口。但在当时，国内对此争议巨大。
特别是《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关于补贴和倾销、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WTO成员的保留等条款，本质上可说是不平等条款。这些条款，准许其它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2年内可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过渡性保障机制，令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倍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但承担这几项不利条款的代价，与获得经济增长和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打下“江湖地位”，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中国再次走到“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口。从国内来看，产业发展日益成熟，以远超世人预期的出色成绩，克服一个又一个掣肘。从国际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稳定的“缺口”，我们客观上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更大规模地利用国际市场的投入品，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竞争力。
在更高层次上，我们还需要通过“以开放促改革”，打破长期和平繁荣所不可避免孳生出的垄断性分利集团，遏制其复发，防止其孳生、膨胀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率日益降低，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日益僵化。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革命”40周年之际再出发，我们需要重拾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