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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