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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开放篇

2017-07-20 11:20:42  东南网    参与评论()人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与部分台资企业负责人交谈。(资料图片)

东南网7月20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戴艳梅储白珊谢婷)

闽山苍苍,蕴育先行活力;

闽水泱泱,奔涌开放大潮。

福建,地处东海之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台湾一衣带水,渊源深厚;旅居海外的千万闽籍华人华侨,心系祖国,热爱乡梓。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省份之一,福建的开放发展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脉动。

“对外开放兴,福建兴;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福建兴旺繁荣的机会越大。”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9·8”投洽会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谈的一番话,至今仍激励着福建人民。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的十七年半,恰恰是福建由曾经的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的重要时期。他抓住历史机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无论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宁德地区,还是在沿海开放地带的省会福州,主政期间,习近平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在开放浪潮中不懈探索与实践。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开放发展作为引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来路,追寻足迹,本报记者走进宁德、福州、平潭等地,走访曾经的参与者、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记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开放之路”。

前瞻

解放思想坚定开放

“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

——习近平《摆脱贫困·跋》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1988年6月,习近平到闽东上任。当时的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步履艰难。由于贫困,一些群众安于“穷自在”;由于闭塞,一些干部习惯“等靠要”。

脱贫致富任重道远。而临海朝洋的地理环境、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又使闽东面临着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机遇。

辗转闽东九县调查研究后,习近平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当务之急,就是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这样,才可跳出老框框看问题,也可以振奋精神。

当时,闽东四个沿海县中宁德、霞浦已列入开放县份。习近平认为,开放和扶贫彼此融合、互相促进,提倡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扶贫的结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因此,闽东经济发展应该是开放和扶贫的政策双管齐下。

这些全新的开放理念给封闭的闽东打开了新的发展思路。

两年后,习近平调任省会福州市委书记。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和趋势的深刻洞察,提出了建设“海上福州”发展战略。1994年5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他说:“沿海是我们辽阔的地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优势所在,我们切不可忽略了这一优势,也不能搞成单一的开发,而是通过综合开发,形成大产业优势。”当年6月12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

时隔18年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延伸阅读:

山海情怀赤子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党建篇

改革争先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讲述者:龚雄(时任福州市副市长)

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正值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时,改革开放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人们思想中存在一些疑虑,有些杂音。然而,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却有坚定的信念和准确的判断,不是观望,也没有摇摆,而是旗帜鲜明地带着大家走改革开放之路。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当清官,不要当太平官”。太平官是怕事的,不敢担当。习近平不怕。他总是鼓励大家把想法说出来,大家议,他来拍板,负责到底。

1990年6月,到任后不久,他便到罗源、连江、长乐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当时,台资大量涌入,不仅集中在市区和闽江口地带,连县里和一些沿海乡镇也有。有些干部比较保守,“吃不准”政策,犹豫不决。在和县、乡、村的干部座谈时,习近平用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8个字来形容。他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吸引台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好机遇,这种机遇不常有,抓住它,就会对今后若干年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错过它,就要落伍。面对机遇,我们应当有一种紧迫感,做出迅速反应,要有良好的竞技状态迎上去。他一再叮嘱大家,思想要开明,要看长远点,要充分做好迎接机遇的准备,积极认真地做好规划。

对外开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为了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步伐,市里把1991年4月份定为“增强对外开放意识宣传教育月”。习近平要求大家精心组织好,既大造声势,又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通过各种宣传手段,进行“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教育,增强开放意识。他同时要求宣传教育活动要和改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软环境相结合,从一点一滴做起,以吸引更多的外商。

记得那时候,全市各系统各部门举办不同类型的报告会近百场,一些涉外部门走上街头开展涉外咨询活动;许多部门和单位主动深入基层,解决了部分三资企业在土地审批、产品销售等环节上的问题。这种强化宣传的方式,效果好,也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些存在问题。

“他知行合一为闽东开放夯实基础”

讲述者:李金煊(时任宁德地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宁德,对外开放软硬件都“先天不足”。一方面,基础设施薄弱,电力、通信发展滞后,严重拖了工农业生产的后腿。另一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一些干部存在“落后病”——有的“等、靠、要”,把党和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当作“摇钱树”;有的急功近利,对一些开发性生产的中长期项目和基础工作兴趣不大,信心不足。

习近平来了以后,一方面在改变干部群众观念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在改进基础设施上花大力气。

他在调研中发现存在问题后说,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这种愿望是好的,热情也非常可贵。但寄希望于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经济发展需要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相互结合。这番话给一些急于求成的干部“泼了冷水”。

他的态度很明确,“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当然,对一些大项目,我们也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将来时机成熟了,是可以大干一番”。

当时,适逢中央作出在全国开展三年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抓基础设施建设,既符合治理整顿的精神,也将为经济发展准备必要条件。

在他的推动下,截至1990年,宁德全区行政村通车数达1179个,占全区总行政村数的55.88%,初步形成公路交通运输网;港口建设初具规模,码头泊位增加到80个,赛岐港初步形成闽东的港口中心,总吞吐量达47.7万吨,居全省第四位;三都澳港成为闽东重点物资中转过驳的疏运点。至1990年8月,全区各县实现长途电话全自动拨号。闽东当时的电话通信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

“他让我把沿海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去”

讲述者:雷仕庆(时任霞浦县崇儒畲族乡党委书记、霞浦县副县长等职)

我是畲族人,因为工作关系,我与习近平同志有过几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8年7月。当时,我是霞浦县崇儒畲族乡的党委书记,崇儒是县里的三个畲族乡之一,也是老区重点乡。习近平任宁德地委书记后不久便来崇儒畲族乡调研。他轻车简从,随行的只有地委一名工作人员和县委书记陈济谋。习近平提出到附近村子里转转,我们便一路走一路聊。从乡里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思路,到畲族的习俗和文化传统,他问得仔细。到了溪边村老支书张霞瑞家里,了解到村民主要靠茶叶、生姜等农副产品流通来发展经济,习书记突然问我是毕业于哪所学校,得知我是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他说,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经济,但是畲族乡长期封闭,缺乏与外部交流,有许多影响市场发展的不利因素。你读过大学,发展理念跟得上,更要有开放的意识,要争取以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去打破畲族乡原有的封闭。他的这番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的新路。

第二次是1991年初。当时,我被派到福清市挂职副市长兼融侨开发区副主任。作为山海协作的项目之一,宁德在那一年共派出5名干部到长乐、福清、莆田等沿海县市挂职。恰逢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到福清调研,召集五套班子成员开座谈会。没想到习书记竟然在会场上认出了我。得知是来挂职的,他当场就说,这位是闽东来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你们要多支持他的工作。会后,习书记特地把我叫到身边,说:“福清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在这儿挂职,要多调研、多借鉴,好好学一些先进理念和先进经验,带回闽东去。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闻听此言,我倍感鼓舞。

两年后,我挂职结束回到霞浦,还专门给县里的乡镇干部作了题为“敢闯天下的福清人”专题报告会。后来,我被提任霞浦县副县长,分管外经工作。这段挂职经历积累的经验,给了我很大帮助。

“他对发展海洋经济有超前理念”

讲述者:刘嘉静(时任平潭县委书记)

习近平同志对发展海洋经济有一种超前的理念和认识。1994年5月26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平潭县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研讨会。会上,他系统阐述了对发展海洋经济的深刻认识,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育经济新生长点的重要途径。

当时,大家关注更多的都是陆域,很少有人提到海洋国土。因此习近平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大家都有疑虑:陆上都还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也是以疑惑居多。虽然在当平潭县委书记之前,我是福州市水产局局长,多少也跟海洋“打过交道”,但对于海洋开发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养殖捕捞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为什么选择在平潭召开建设“海上福州”的大会?这就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的国土思维,也体现了他对于发展海洋经济的期待。那时,平潭陆地面积300多平方公里,若单从陆域来说,毫无疑问是小县。但平潭同时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把广袤的海洋面积算上,平潭就是大县!

在研讨会上,习近平说:海洋开发是当今世界的热点之一,也是实现福州市今后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上福州”的总体布局是以海岛建设为依托,以海岸带开发为重点,以海洋的综合利用为突破口,全面提高综合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们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战略布局高瞻远瞩。

他还特地对我们这些平潭的干部强调,四面环海的平潭在这方面比其他地方优势更明显,应当在建设“海上福州”中出大力、出经验、出成果,要积极引导全县树立海洋国土资源观念,既要做海岸的文章,也要做海上的文章,既要做海面的文章又要做海底的文章,促进海岛建设从基础开发向功能开发方向转变,下大气力抓好养殖业、捕捞业、海运业、加工业等四个重点,带动海岸开发总体水平的提高。

客观地说,当时发展海洋经济是个新命题,对海洋进行立体式的、全方位的综合性开发,习近平的这些发展思路让我们耳目一新。大家茅塞顿开。

思路打开后,平潭积极发展旅游业,还积极拓展远洋渔业,组织了16艘大型远洋渔船,浩浩荡荡出海。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渔业基地补给、渔货管理等都保障不足,第一次远洋捕捞并不能算成功,吸取了一些教训。后来,县里收购了一家外资水产公司的渔业基地,将其作为配套,平潭的远洋捕捞业逐步发展了起来。

200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在马尾海关调研。(资料图片)

开拓

内联外引双向开放

“由于时间、地点、生产要素组合不一样,开放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照搬特区、开放城市的做法。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与之相适应的路子。”

——习近平《摆脱贫困·弱鸟如何先飞》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闽东和福州,不同的基础条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注定走的是不同的开放之路。如何因地制宜融入沿海开放发展经济带?习近平不断探索、开拓创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当时闽东被称作我国东南沿海的“黄金断裂带”。1988年7月,习近平在闽东九县调研中指出:“沿海发展战略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地处福州、温州两个经济活跃的开放城市夹缝带的闽东处于什么位置应当考虑。”当时,在南面的福州及闽南一带,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正走着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道路,对闽东的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但闽东要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走外向型经济,依然缺乏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他认为,闽东的沿海开放,正处于打基础的时期,是属于开发式的开放。因此,在扩大内联协作上下了更多功夫。“走开放的道路,跨出自己的小天地。”他提出了“双向开放”“双向开发”“扩大开放”“外引内联”的发展道路。

到任福州后,习近平主张进一步提高福州经济的外向度,以福州开放城市和马尾开发区为中心,形成闽江口两岸大福州“金三角”开放地带,并逐步向闽东北辐射。1994年4月2日,在福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是福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生命线。福州的区位,决定其必须走开放的道路。他说:“福州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中之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主要是我们没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没有简单模拟别人的办法,没有从本本出发,教条主义地理解中央精神,而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稳步利用外资改造旧城、发展创汇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福州推行双向开放,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到海外境外设窗口、办实体,把经济触角向外延伸,也提高了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改革开放成为活力之源。“八五”期间(1991-1995年),福州GDP接连跨过100亿元、200亿元、400亿元大关,1995年突破5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内联协作求发展

讲述者:朱怀瑜(时任宁德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

早在1986年,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建阳(今南平)五地市在建阳召开了首次横向经济联合恳谈会,目的是互相辐射、互为依托,使开放有更广阔的腹地。“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建立机制,在这五个地市之间每年举行一次恳谈会,以推动地市之间、企业之间、城乡之间经济联系和各项交流发展。

习近平到宁德任职后,对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非常重视。第四次恳谈会1989年在莆田举行,当时参加会议的五地市领导中,并不全是“一把手”,但作为宁德地区代表,习近平亲自带队参会,并作了充分的准备。几次筹备会,他都和大家一起梳理宁德的优势和不足,甄选需要协作的项目,并分析为什么要拿它们出去、协作能给宁德带来哪些好处。他还跟我们讲:要多走出去,要多带企业出去看看。五地市横向联合,宁德肯定首先受益,因为贫困地区总是更需要别人支持。

我印象非常深刻,在这次恳谈会上,各地市代表发言中,习近平介绍得特别好,他的讲话内容集中在宁德的发展方向、宁德的重点项目以及需要哪些支持,全都讲到点子上。之所以能这么精准地发言,是因为他“做足了功课”。事实证明积极走出去是对的,恳谈会上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效果很明显。比如,霞浦电子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新型电子秤,急需液晶显示器和传感器等主要配件,莆田市电子工业器材公司可以提供,两家在会上达成联合生产协议;莆田天龙电子计时企业联合公司生产电子产品,年需进口线路板1000吨,闽东敷铜板厂年可产600吨敷铜板,双方议定共同加工开发线路板;而闽东敷铜板厂年需酒精900吨,莆田可以供应……

这种联动,实质上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经济、技术的组合与协作,企业之间实现了扬长避短,不仅提高了单个企业和局部地区的生产力,而且能产生出更大的社会生产力。除了恳谈会,五地市还在水产、外贸、物资等方面举行专业洽谈会。现在看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更像一个平台,而习近平在当年就把这一平台运用得很好。

1990年11月20日,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第五次恳谈会在宁德举行。已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依然亲自带队参会。内联工作成为福州市改革开放的十件大事之一。

在第五次恳谈会上,五地市横向经济联合改称“福州、莆田、三明、宁德、南平五地市经济协作区”,简称“闽东北五地市经济协作区”。按照“山区沿海一盘棋”的指导思想,确定了以福州中心城市为依托、企业联合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导向、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经济联合,实现了从单纯内联走向“内联—外向”的更高层次。

马尾的事马上办

讲述者:林兴才(时任马尾区委书记兼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

习近平雷厉风行,求真务实。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马尾,于1985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首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也是全国唯一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高科技园区和地方行政区于一体的特殊开发区域。在福建改革开放历程中,马尾举足轻重。习近平到任福州市委书记后,要求经济技术开发区“眼睛朝外,成为带动全市经济走向世界的‘排头兵’”。

他支持开发区建设,言出必行。1991年2月23日,省委、省政府曾在开发区举行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代表福州市委、市政府做了12条表态,包括省里放给开发区的权,市里决不设卡;市委每半年至少研究一次开发区的问题;市政府每月到开发区现场办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

当时,一些项目的引进和保税区建设,相关工作在报批过程中,涉及市里好几个部门,很繁琐。习近平于是特别重视现场办公会。他总会事先征询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后,在现场办公会上就拍板解决,效率很高。

当年我们引项目进马尾,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落户挺麻烦的。常常一个项目进来,就要为了三五个人的户口跑一趟市里。于是,1991年下半年,我们向市里提出,能否一次性批给我们100个户口指标,方便引进人才。市里有些干部觉得马尾口气太大了,一开口就想拿下这么多指标,有不同意见。但是习近平很爽快地就批了。他只强调说:“对一个地方发展是否有利,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口的质量,在于人口的构成。”那一年南平市有两家工厂在马尾开设分厂,相关干部和技术人才的落户问题,就是在当年11月8日举行的现场会后很快就解决了。户口一解决,他们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去市里参加会议,晚饭后在招待所偶遇习近平。他问我开发区工作进展顺利不顺利,我说有些事情现场办公会后落实还不够快。他当时也没多说什么。没想到年一过,市委督查办的工作人员就来了马尾,把过去几次现场会定的事项,哪些解决了,哪些没解决,统统翻出来确认。还没解决的,现场敲定解决时间。

寻找开放的“金钥匙”

讲述者:练知轩(时任福清市委书记、福州市委副书记等职)

开放开发,是一条摸索之路。习近平站位很高,考虑也很长远,他曾用一则童话故事来比喻:谁得到了“金钥匙”,谁就能打开封闭的大门,获得所需要的财富。他说,我们也在寻找打开开放大门的金钥匙,那就是在招商引资上“引大促小”,通过海外知名人士、著名企业家和大客商的带头牵引,影响带动一批中小客商来福州投资兴业。

当年,福清就是照着这个思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财政收入只有5000多万元的农业县,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及多个省市级开发区、工业区的县域经济强市。

我清楚记得,从1990年到1996年,习近平在任福州市委书记的6年期间,一共到福清66次,在福清举行过19次现场办公会,亲自带领我们搞好投资环境,招揽更多外资企业落户福清。

那几年,福州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招商引资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曾多次率代表团前往港、澳地区和东南亚招商引资。作为随行人员,我们的共同感受是,跟着习书记出访,节奏快、效率高、收获大。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回出访新加坡,我们一共呆了6天,每天忙完所有既定事项基本上就到夜里12点了。回到酒店,大家还要汇总当天情况,碰头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和项目洽谈计划,全部搞定往往都到凌晨2点多了,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出访期间,习近平总是亲自洽谈每个项目,亲自接待每位贵宾,参与商讨行程安排……正是这种亲力亲为,感染了所有随行人员,也感动了当地华人华侨。真心诚意和辛劳汗水换回了硕果累累,那几年,习近平带着我们与印尼林氏集团签署了由其开发建设元洪投资区的协议,商定在投资区内筹建钢铁厂、造纸厂、油脂厂、面粉厂等企业;他亲自主持洽谈福州第一座3万吨级的杂货码头——元洪码头的项目,这个码头于199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国籍船舶开放,是我国一级口岸之一。时隔这么多年,元洪投资区稳步发展,已形成粮油食品、纺织化纤、轻工机械、能源精化四大优势产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重视招商引资,但常说的一句话却是“办好现有的企业是最好的招商”。他经常跟班子成员以及相关部门的同志说,引进的企业如果办倒闭了,我们首先要检讨的是自己。只有政府的工作做到位,企业才会安心留在这里,助力地区经济发展。

他让平潭“深闺有人识”

讲述者:何文(时任平潭县旅游局党支部书记兼副局长)

这几年,平潭国际旅游岛如火如荼地开发建设。看着平潭日新月异,我真心佩服习总书记当年的发展思路与远见,若非他提出“旅游兴县”的战略构想,也许平潭至今“处在深闺无人识”。

上世纪90年代初,平潭是偏居一隅的落后县,是饱受风沙侵袭的“孤岛”,要谈开放开发何其难。

1991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国家旅游局和省、县旅游部门联合在平潭进行旅游资源普查和开发规划。次年12月,平潭风景区获批成为省级风景区。

平潭旅游到底能不能发展?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由于长期处在海防前沿,岛内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搞旅游,很多人在笑,也有一些人在骂,说肚子都吃不饱,搞农业、工业都来不及,搞什么旅游。

习近平让大家吃了“定心丸”。我至今完整保存着当年他就加快平潭旅游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记录。

第一次讲话,是1993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平潭调研座谈会上说:“旅游开发的连带效应是无限的。石头、沙滩、海(湖)水、阳光、林带等资源的最佳组合将变成巨大的财富。平潭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它的海貌风光有独到之处,是国内甚至世界上少有的,发展旅游业前景广阔。”他对平潭的干部说:“我们首先要提高认识,旅游业是平潭将来搞经济建设的一个特色。要爱惜、保护好旅游资源。其次要快马加鞭地制订岚岛旅游建设规划,全方位开放,引进外资、内资、群众集资共同开发,多腿走路,步子迈大些。”

1994年1月,平潭海坛风景名胜区列入第三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当年5月25日,习近平在市委、市政府平潭现场办公会上,就平潭的旅游开发再次提出要求:乘势而上,扎实工作,使宝贵的旅游资源兴县富民。他还特别强调,要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好的自然资源景观一旦被糟蹋了,用再多的资金也恢复不了。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对历史有交代。

在那之后的几年,平潭县相关部门联合执法,严打非法挖沙采石行为,修建了景点接驳公路,建设了景点配套设施。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了交通、通信、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1999年2月,我们收到建设部寄来的《关于提交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准备材料函》,其中全国28个国家级风景区获申报资格,平潭就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很激动,更加坚信,发展旅游,路走对了!

就在当年10月24日,在平潭调研座谈会上,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第三次对平潭旅游业发展提出要求。他说,旅游业对平潭来说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课题,21世纪旅游业一定会越来越发达。要保护好我们现有的环境。一定不要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台商独资企业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考察。(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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