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很关注理论界、思想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孰轻孰重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所收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两者关系展开的。这里，我再就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问题谈几点看法。
不赞成“文化决定”论，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
我重视文化，但不赞成“文化决定”论；我重视地理环境，但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从文化史来看，河流与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古代四大著名文化形态几乎都与河流有关。古埃及的文明得益于尼罗河，古巴比伦文化得益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得益于恒河，中华文明得益于黄河。但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其它则不然。尼罗河依然存在，但当代埃及与古埃及并非一脉相承；两河流域依然存在，但叙利亚并非当年的巴比伦；爱琴海仍然是爱琴海，但当代希腊已无当年的古希腊哲学文化盛况；恒河仍然是恒河，但当代印度也不是古代印度的继承者。只有中华文化是数千年一脉相承，中华民族依然是中华民族。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说，因为中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当然正确。可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不能单纯归之于文化，还要同时考察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总的说来，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存在过不同的民族政权，但统一的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历史上，中国也有过短暂分裂，有过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仍然是一个中国，中华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文化的分裂就不会发生国家的分裂，反之，只要国家不分裂，就不会发生文化中断。其它几种文化的断流，都是因为原有帝国的分裂或被征服。国家分裂，必然导致原来文化碎片化或断流。
文化问题不只是文化专家们的事，它与人人有关
我们生下来就生活在既成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一样，是我们每个人须臾不可分离的环境，只是我们往往感觉不到文化环境对我们的制约性。只有当我们离开原来生活的文化环境而转换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中时，才会发现难以适应。这种不适应最核心的就是文化的不适应。长期生活在异国的故国之思；长期离开家乡后的故乡之思。家国之思，就包括文化之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最喜爱的菜肴口味，往往都是由我们生活其中的传统文化铸就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时代条件变换，时起时伏、时隐时显、时高时低，但从未断绝。有人至今仍然责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打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进程；认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它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还打倒了孔夫子。我把此种说法归之为奇谈怪论。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挑战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展陷于危机的结果。西方工业文明压倒中国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的西方战胜封建主义的东方，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风雨飘摇已经成为随时倾倒的破房子，最善裱糊的李鸿章等人也裱糊乏术，中国面临生存危机。在这种社会危机面前，作为主导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自然会失去它原来的地位，长期被供奉在孔庙中的孔子也失去了其至高无上的思想权威。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文化良莠难分，一些过激的思想难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