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以前所未有的“规格”，公开通缉首批10名罪大恶极的人贩子，打响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的第一枪。人们很快发现，在10名A级通缉犯中竟有3人来自同一地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近年来，在公开报道的公安部督办级别的贩婴案件中，“文山”成了贩卖婴儿案件中的高频词，反复出现。
诸如2011年的“2·21”案、“11·07”案、“11·18”案，2012年的“7·18”案、“9·26”案、2013年的“3·03”案、2014年的“507号督办案”以及河南的“谭永志”案等等。在多起跨境跨省的特大贩婴案中，似乎绕不开一个点——文山，要么是主犯中有文山籍人士，要么婴儿的“货源地”来自文山，更多时候是兼而有之。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交界，边境线长达438公里，约为中越陆上边境线的一半。境内山地占到总土地面积的97％，几乎都是以石头为主的大山，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全州的8个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屡禁不止的贩婴案
文山州的贩婴案第一次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是在21世纪之后。
2000年春，《大地》杂志报道了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破获全国罕见的“一条龙”特大贩婴案。当地警方却因为缺乏经费，以及交通工具落后等原因，致使117名犯罪嫌疑人无法归案，被拐卖的66名男婴无法解救。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看到报道后，于这一年的4月10日，将这篇报道随亲笔信转寄给了当时的云南省省长，要求“加快办案”。
省长亲临打拐第一线现场办公，很快成立专案组，公安部将其列为2000年打拐专项斗争中的第一批全国督办大案，云南警方在通报中称其为“万里打拐大行动”。
最终，在广西、广东、河南、福建4省区的警方合力下，抓获犯罪嫌疑人168人，涉案的婴幼儿达75人之多，4名主犯最终被执行枪决。
就在文山州因“跨世纪贩婴大案”轰动全国时，龙乜村迎来了它的转机。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之后与云南省公安厅、妇联、民政厅等签署了合作协议，以龙乜村为试点，探索多部门合作的社区预防妇女儿童拐卖模式——与其事后打击，不如事前预防。
广南县政府也积极开展龙乜村的扶贫工作。这个倚靠国道的村组，建立起了“货车运输队”，政府培训了一批司机，并在村里兴修了鱼塘，支持村民发展起了养殖业。几年间，脱贫效果明显。
2003年，龙乜村贩婴发案率降为0，村部挂上了“省级文明村”的金字招牌。
就在龙乜村摆脱困境的同时，咫尺之遥的相邻村寨却取而代之，发展出了更多的“贩婴村”。2005年11月30日夜，在同属南屏镇的小阿幕村的岩上小组、田坪小组，一夜之间就被广南警方带走超过20名贩婴的村民，最终有十余人被判刑。
随着文山贩婴案件不断被披露，它们渐渐地呈现出了一个特点：极少有人主动报案。
当地警方的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山州举报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案件很少，侦破也很少。从90年代开始，拐卖妇女案件举报增多。2000年以后，侦破的拐卖案件重点从拐卖妇女转变为拐卖婴幼儿，但举报的极少，致使侦破难度很大。各地的警方发现，文山州亲生父母亲自卖掉婴儿成为普遍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