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年看似风风火火的动作背后，一个“地雷”已然埋下：仅仅一年后，这个允许涉足房产业务的名单从16家增加到了21家，5家新获准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中就包含了在之后的2016年有较大扩张动作的鲁能集团。
名单的悄然扩容暗藏着国资委与央企的博弈，也预言了日后执行的艰难。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2012年以后就鲜有央企大规模清退的举动，只有零星的股权转让或协议出让项目出现。莫非清退行列中的央企与决策层打起了太极？
更重要的是，当时颁布“退房令”的初衷是为了响应中央的要求，为央企参与楼市泼冷水，而2016年6月楼市新一轮火爆启动至今，央企“分羹”的热情有增无减，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地王”概念，甚至被外界质疑和指责为房价大涨的推手。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底，78家被要求“退房”的央企中，仅有不足20家央企履约退出。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以曾经在2013年率先出台明文要求“退房”的南京为例，尽管当时就要求33家市属国企必须在2013年底全部退出房地产开发，但直到2016年，还有达来房地产开发、南京中北房地产开发、三金地产等国企现身土拍市场，角逐高价地。
中央的“雷霆震怒”似乎无法短期内根治这种痼疾。中央巡视组痛批航天科工后，虽然航天科工随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坚决落实巡视整改要求加快房地产业退出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下属单位在2016年9月30日前完成退出或转型，最终被同样有军工背景的央企保利地产接手，但如此雷厉风行的“退房”举动并没有成为广泛效仿的榜样，相反，许多“国家队”仍在加快高价拿地的步伐。
为何“大管家”政令难落地？
当下的现状难免令当初下达“退房令”的国资委显出几分尴尬的余味。
国资委一位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退房令’一直都在执行的，没有听说过终止，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些央企手里的地有些已经在开发，是不是停下来转让？退出房地产后的职工怎么安置？资产转让的价格怎么来确定？价格高了没人买，价格低了又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况且这里面还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关系，所以执行就比较慢。”
在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主攻房地产事务的律师秦裕斌看来，“退房令”之所以7年未竟其功，根本原因在于这条“指令”本身的约束力极为有限，国资委在法理上的“软肋”，很可能为央企打擦边球留下灰色地带。
“严格来说，‘退房令’是2010年3月18日下午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这条‘命令’不是以部门规章形式发出的，是否以规范性的红头文件形式发出不得而知，因此，它的强制性较弱。”秦裕斌对记者介绍说。
“目前法律位阶较高、较为重要的国有资产管理活动法律规范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其中规范了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行政职能，是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出资人’看成《公司法》中的股东，‘国家队’的股东是国家，国资委就是它的代言人。”
“央企、国企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事业应当经过股东大会的决议作出决定，国资委形同‘股东’，要将央企不从事房地产开发活动的意志变成企业的意志，法律本身不禁止，但要求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来实现，仅仅使用行政手段做出强制性规定的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秦裕斌对《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国资委真的能管得了国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