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
“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零”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
要说习近平与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生于高干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二是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队当知青，使他更具有百姓观念、法制意识。在没去赵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传，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地位。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样，又慷慨接纳了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办法离开这里。
有一回，我写了一篇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话才接了回来。有的坚持一两年，还是打通各种关系离开了。
1973年，公社和县上都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这一年习近平和王汉光都没有被录取。
习近平上大学落了空，在梁家河却非常意外地好事连连。先是公社团委批准他入了团，紧接着又批准他入了党，延川县委抽调他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他和团县委书记陶海粟编为一组，分配在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陶海粟也是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中毕业生，1970年被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招收为正式干部，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他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习近平和另外两名知青来找我，让我给他们照相。就在延川县革委会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墙前面，我用县里仅有的一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给他们拍了照。当时通讯组还有一间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机，只我一个人有这间暗室的钥匙。原照片是6cm×6cm的小方块，我亲自裁剪、扩印为5cm×7cm的长方形照片后送给陶海粟。他后来又把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片，送给习近平。
社教分组名单出来以后，陶海粟对习近平说：“我是队长，你是队员;我是挂名，你是常驻;搞下的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什么问题全部由我承担。”
其实，习近平的才华初显，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