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跟费孝通读书结缘
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是在1982年秋末冬初的时候，聆听他作“四上瑶山”的学术报告。那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阴冷的地下教室，费先生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深色夹袄，说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我在半懂不懂状态中听讲。他讲了自己在大瑶山调查的亲身经历，又谈到二上、三上大瑶山的感受，谈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最后是对我们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生的希望。刚开始是听不大懂他的话，渐渐听懂了话又觉得内容漫无边际，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最后老先生几句简短的结语，一下子将他的整篇谈话串了起来，不仅浑然一体，而且生动自然，充满感情，让我立即感觉到这正是我要找的那种学问。
对费孝通先生的“私淑”之心一直没有放弃，我从报刊杂志上追踪着他的消息。1987年，我即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有一天突然在报上发现一则很短的报道，说费孝通先生计划在有生之年培养一批博士，研究方向之一就是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边区开发”专业。我激动不已，四处打听费孝通先生的住处，直接找上了家门。费先生的女儿费宗惠接待了我，让我去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潘乃谷联系。1987年7月的一天，潘老师专门致电告诉我被录取了，而且马上跟费先生去内蒙古作调查。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直接去西直门火车站与他们会合。顺路买了个最大的西瓜，算是拜师的见面礼。所有的人都到齐了，我是最后一名，刚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潘老师责问道：“怎么这么晚才来？”我说堵车，这是事实，心想真不该和卖瓜的小贩讨价还价。潘老师引我到费老面前，说：“这是您今年新招的学生。”费老放下正在看的书，打量着我，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没等他说几句话，我就抱出大西瓜拿出刀子切瓜，咔喳一声打开后是一个生瓜，老先生满脸慈爱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很后悔当初没有亲自检验一下，招了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从此我开始跟随先生攻读社会学“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也是他培养的唯一的“边区开发”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先生的言传身教让我终身受益。我一直努力领会费孝通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学思想，也认真实践先生倡导的“从实求知”的学术精神。在我的书房里，悬挂着先生为我题写的“求实、创新、勤学、笃行”几个大字。每当我倦怠时，就感到先生慈爱的目光在看着我，耳边就响起先生的话：珍惜时光，踏实做人。或许，我一生也做不出什么值得引以自豪的成绩，但我会永远以先生为榜样，不断追赶。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30年历程中，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才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他是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
人生多经暴雷雨
回顾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可以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当过国家领导人却始终自认为“老来依然一书生”。在他的思想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所打下的深刻烙印，也有西方学术精华的熏陶，更能够看到一代大家的严谨风范和崇高的爱国情怀。“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既是费孝通一生学术追求的自我概括，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高度总结，他毕生都围绕中国现实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
费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多经暴雷雨”“荣辱任来去”。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有过两次传奇的爱情经历，经历20年的压抑与沉默，坚持70年的学术生涯。有着如此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而又忧国忧民、笔耕不辍，他的人生值得阅读，他的思想保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智慧。
费孝通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青年一样，满腔富民强国的情怀，大学是从医学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发现听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即使听到了，也是听得越多，视听越乱，于是就有了他和前妻王同惠去广西大瑶山“蛮荒之地”的调查，付出了一死一伤的惨痛代价，费孝通也找到了他毕生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从实求知”，其实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行合一”理念的现代延伸，开始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志在富民”的追求。
大瑶山调查，使费孝通从体质人类学者转变为社会人类学者，也认识到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不能随心所欲地凭感情“搭配”，必须在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知道应当改变什么，应当保留什么，“从认识中国社会到改造中国社会”。到姐姐费达生正在工业下乡实践的开弦弓村养伤，将费孝通与中国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大学时代他就短期参加过梁漱溟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但这次调查使他的认识更加深刻。开弦弓调查无心插下的杨柳，产生了比《花篮瑶社会组织》影响大得多的《江村经济》，有意无意中使费孝通走到了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列，被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开拓了人类学本土调查和文明社会研究的新里程。《江村经济》以及在云南农村调查写作的《禄村农田》，直指当时中国农民的“饥饿”问题，提出了其根源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也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农村凋敝，描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惨淡景象，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内在原因。在云南三村的调查基础上，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了《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的农村》等一系列作品，提出了“差序格局”等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概念，开展国际视野下的文化比较，在对中国传统的皇权、绅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对传统农业社会文化转型进行深入探讨。
1957年的二访开弦弓村，费孝通敏锐地发现解放后虽然粮食大幅度增产，但农民反而吃不饱饭的怪现象，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认为问题出在片面地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上，破坏了传统的农工互补的经济结构，工副业的萎缩直接导致农民的贫困，他开始在报刊上为恢复乡村工副业生产而鼓与呼，可惜在《新观察》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尚未发完，费孝通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始他沉寂20年的艰难岁月。即使是在干校的艰苦环境中，费孝通与当地农民也结成亲密的朋友关系，甚至以60岁高龄还下大田学种棉花。这段生活经历，也使他对社会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萌发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心态研究的思考。
1981年费孝通三访开弦弓村，当地的人均收入已经接近300块，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副业发展起来后，老百姓有钱了，多种经营又焕发了农村的活力，看到自己当初提出的“农工相辅”得到了应验，他非常高兴。以后又将开弦弓作为标本，追踪调查26次，而且从村到镇，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从镇到全国一盘棋，将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看作做活中国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沿着城乡和边区两个路径，不断进行类型加比较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总结出“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出主意，想办法”。费孝通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总结各地农村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的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
富裕之后怎么办
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出现转制转型，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大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共同繁荣。费孝通又将思路上升到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主要是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个地方跨地区合作。90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议搞长三角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费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岭协作区的整体扩大，与东南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倡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又几乎同时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天津几次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港口建设专门向中央提建议。
他不仅重视内地农村的发展问题，也一直关注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他又四上广西金秀大瑶山，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经济，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必须大力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首先是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他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等地的调查，他提出了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问题，从包头钢铁厂“既要包钢也要包人”，提出打破“围墙经济”以及推动国企改革的思路。从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的发展困境，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产业优势，促进当地整体发展，重点关注和推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在1990年80岁生日时，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把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化转型比喻为“三级两跳”，即伴随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走向初步的工业社会，当工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又很快进入了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经历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一跳，接着又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一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容易带来社会失衡和文化眩晕，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提出“富裕之后怎么办”，又从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转型问题，引发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问题，敏锐指出在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如何通过“文化的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心，巩固国家和民族认同，建立“和而不同”的美好社会，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以说，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就在前一段时间，为纪念费孝通江村调查80年，我再次到吴江拜谒了先生的墓地，重新品味用他自己的话题写的墓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正因为费孝通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成为名符其实的一代学术大师，更为后人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