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中央给东北局所发的电文，再次肯定了东北抗联从1931年起即进行的抗日斗争：“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这种肯定也持续到现在。无论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年，还是2015年的九三阅兵，领导人的讲话中均体现了“十四年抗战”的史观。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民党的抗战叙事。
差异
2015年9月2日，马英九发表抗战纪念讲话，直接用的是“八年抗战”：“八年抗战不但挽救了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也帮助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影响最深的民族保卫战。”
如何记忆历史，其中存着差异。
有人说，之所以算“八年”，是因为要从“政府是否宣战”算起。因此这个起点，要从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开始。
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事实上，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得到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发出。但这么算下来，抗战才4年，更不符合常识。
国民政府之前4年为什么不宣战?理由也很简单：第一，侵略与反侵略从来无所谓宣战与否，日本就从未宣战;第二，当时形势下，按“国联”规定，一旦中日生战，中立国将实行封锁，为了得到国外的军火，国民政府也未宣战。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根本就没法儿纪念之前那6年。
取舍
毕竟，从1931到193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屡次“局部抗战”，都不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想看到的。
回想一下吧：九一八事变，是“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当时东北军和关东军的力量对比可是对中国有利;一直到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于兵谏之形势，蒋介石才同意抗日。
说得再直白些，这6年间，国民政府根本没想跟日本打。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有明确表述：
“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
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的《告全国民众书》也说得很明确：“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而在事变后两天，中共即发出抗日通电。
但从东北开始，战火早已燃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抵抗;1933年，有热河抗战、长城抗战;1935年，有“华北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达成《何梅协定》，实质上放弃华北主权，之后中共发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八一宣言;至于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等，更是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了整整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