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2017年减税降费政策将加码发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已经在酝酿中。专家称，2017年减负将更加突出有效性和精准性，增值税税率简并等值得期待，中小微企业、科研企业等有望获得政策红包。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降成本”大幕开启，尤其是减税降费效果明显。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2016年1至11月，仅营改增带来的整体减税就已经达到4699亿元。再加上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降低电价等系列“降成本”的举措，业内保守估计全年为企业减负规模超过7000亿元。
据悉，2017年减税降费的力度还将加码。一方面，作为全年减负效果最为显著的营改增，减税规模会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介绍：一是2017年有4个月的四大行业减税的翘尾因素；二是按照营改增政策规定，纳税人2016年购入的不动产当年可以抵扣60%，剩余的40%将在2017年同2017年购入的不动产60%可抵扣的部分一起进行抵扣，所以减税规模会更大一些；三是随着政策和征管的不断完善，特别是企业对税制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内部管理的不断改进，抵扣的数额也会明显增大一些。
2017年减税降费力度将加码
另一方面，新的减税举措也已经在酝酿中。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2017年将加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扩大支出规模。除了继续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之外，还将“研究实施新的减税措施”。
专家预计，今年减税降费的规模有望超过去年。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表示，今年的减税更有可能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在税收总量平衡略有下降的基础上更精准地、更有针对性地减税。例如，中小微企业、科研企业、创新企业应该成为减税的重点。
“比如，小微企业的标准认定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放宽，同时结合调低税率或者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为小微企业减负。再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大科技企业经费税前扣除，延长亏损企业的抵扣时间等。”胡怡建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营改增试点减税政策目标让企业更容易感受到，应该是重点。中小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还应该延续，同时应该注重使科研企业的研发支出更加灵活。
杨志勇还指出，要让社会真正感受到减税，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增值税改革步伐，简并税率并下调税率，将增值税的两档基本税率17%和11%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11%以下的水平，宜定为10%左右；两档低税率13%和6%合并为一档，并确定为低于6%的水平，宜定为5%左右。“总体而言，重点是要提高减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除了“税”之外，“费”也将是今年为企业减负的重点。财政部指出，2017年要“进一步清理规范基金和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公开中央和各地收费目录清单等”。
减税将唤起企业活力
国家发改委也表示，将在2017年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减税降费的力度，深化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明确指出，将在2017年一季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降成本”政策的落实情况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涉企乱收费专项整治、严肃查处不执行减免政策、扩大范围重复收费、擅自设立项目收费等违规行为。
对此，胡怡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2017年减税降费的主要在于“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存在减的空间。相比起更侧重“结构性”的减税，“费”是通过总量减来降低宏观负担。此外，不能把减税降费看成是临时性的、应对性的举措，而是应该从制度层面考虑，给予法律和制度性的保障。
杨志勇也指出，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要逐一分析，没有必要存在的就取消，可以存在的，也应该研究下调的力度。社保缴费还可以适当下调。还有一些能源资源产品的定价可以更多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少以“节能减排”名义维持较高的价格。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去年展开的大规模“降成本”调研发现，税费等显性成本之外，一些隐性的制度性成本才是真正让企业感觉负担沉重的原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指出，还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降低税费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与“双创”和发展新经济紧密结合、互促共进，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新的发展红利。（原题为《今年减税降费将“精准发力”》）
新闻多一点
“税负风暴”中的曹德旺：不能完全归责于政府
在昨天短短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曹德旺强调企业家本身要有国籍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曹德旺说：“我在很多场合讲话不隐瞒我的观点，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国家。我妈跟我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是我妈以前的教诲。”
1月8日，曹德旺在“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论坛”发表演讲。
与网上流传的“曹德旺要跑路了”、“曹德旺已经不敢说话了”的传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昨日上午，出现在人民日报主办的“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论坛”上的曹德旺自信满满，满面笑容，他是昨天论坛上唯一一个不带演讲稿、即兴发挥的嘉宾。曹德旺，这名来自中国福建福清市的企业家，因在美国投资办厂和一番关于“中国企业税负高”的言论引起世人的关注，无意间成为了财经企业界的一名网红。
现场
坦言税负问题“不能完全归责于政府”
昨天的论坛上，处于这场关于“中国宏观税负”大讨论风暴中的曹德旺在演讲中并未提及中国税收的问题。而在接下来的媒体采访中，曹德旺也尽可能地回避这个问题，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多次提醒记者尽量不要问税负方面的话题。
但在昨天的脱稿演讲中，曹德旺提到，从他创业第一天到现在，有据可查的财务统计为交税127亿元，福耀玻璃坚持正规交税，因此各地政府对福耀集团也很关照，只要我们提出什么问题都肯帮助和支持。
此前，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中，曹德旺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论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宏观税负”的大讨论。
在曹德旺和福耀玻璃卷入“税负风暴”之时，曹德旺正在欧洲考察市场。作为“税负风暴”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曹德旺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在演讲之后的媒体采访时间，一间约30平方米的采访室几乎被媒体人士挤爆。跟演讲时相比，曹德旺显得拘谨了许多，对涉及税负的话题显得小心了很多。“税负风暴”之前，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罗列数据详细对比中美制造业的差异，但在昨天媒体伸出的话筒前，曹德旺更多提及的是“企业家本身要有国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等。
北青报记者提到李克强总理也很关注这场关于“宏观税负”的讨论，并且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上有了回应，“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曹德旺称，国家领导人层面一直很重视他提出的问题。这些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这些问题。曹德旺表示，但这些问题也不能完全归责于政府，而是有它的历史背景。
对于网上流传的“曹德旺要跑路”的传言，曹德旺表示，他看了那次视频的评价，大部分的人还是聪明的、有良知的，听得懂曹德旺在讲什么。小部分的人是对国家不满，借题发挥。还有很少的一些人还没有弄清楚，曹德旺究竟是战略投资还是要跑，还在说要把他留下来，不要让他走。我什么时候跑了？能跑到哪里去？去干什么？
1月8日，曹德旺在“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论坛”发表演讲。
关注
强调“企业家本身要有国籍”
在回应美国建厂时，无意中还提到他当年与美国的一个官司。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年，美国商务部开始对福耀玻璃进行反倾销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曹德旺还不以为然，后来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很讲法律的，不会乱判。我不知道反倾销就是乱判，先告反倾销，先判你输，然后你要缴高额的官司费，拖两年你就倒了，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政策。”
在2001年至2005年福耀对美国反倾销官司中，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艰苦历时数年，花费一亿多元，打赢了这场举世闻名的官司。福耀玻璃也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2006年美国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时，点名约见曹德旺。
曹德旺当时曾总结经验：“反倾销官司是一个贸易条约国唯一允许的行政保护手段，但是企业必须站出来讲清楚。”
曹德旺提起这场官司并不是用来反驳其“跑路”的流言，而是用以说明福耀玻璃其实在很早就开始了全球化的布局，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曾遭遇挫折。
在昨天短短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曹德旺强调企业家本身要有国籍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福耀汽车玻璃在全球九个国家都有企业，中国15个省、美国15州。我是1995年开始在美国投资，通用、奔驰，全世界的知名品牌汽车厂都来我这里建厂，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给我的，没有改革就没有我。因此，首先要有感恩与感激之心。”
曹德旺说：“我在很多场合讲话不隐瞒我的观点，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国家。我妈跟我讲，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就是我妈以前的教诲。”
在曹德旺亲笔写的自传性著作《心若菩提》中，在描述福耀玻璃全球化发展时，他写道：“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追求创立先进的民族工业，也奉行开放、包容，向一切先进者学习。”
慈善
明确回应“捐款超过80亿元”
除了玻璃大王之外，曹德旺另一个常常被人提起的身份是“慈善大王”。在昨天的演讲中，曹德旺表示，福耀玻璃是福建第一家承包乡镇企业，成功以后赚了很多钱，“我想这些钱不能拿回去的，要捐献给社会。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问，曹德旺到底捐了多少钱？我敢说超过80亿人民币现金。”
与众多慈善家不同的是，曹德旺对自己的捐赠很多都会细细追究，甚至亲力亲为。他曾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下“史上最严苛”的协议。
1月8日，曹德旺在“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论坛”接受采访。
2003年的那场西南大旱，曹德旺决定向灾区捐赠2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因此迅速“盯”上了他，他们希望曹能将这笔善款捐赠给基金会，然后再通过基金会发到灾民手上，但曹表示自己要监督善款的发放。这个简略的表态后来被细化成了协议。
在捐款协议中，曹德旺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扶贫基金会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10万农户手中，并且为这笔通过抛股套现而来的巨款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制度，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善款的下发和项目的执行，他本人组织独立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的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督。
在善款下发之后，将随机抽检10%户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则根据合同可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按照抽查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最高赔偿不超过一方项目管理费600万元。若在2010年11月30日后，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曹德旺全部收回。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亿元善款中有3%作为管理费，而不是国家允许的捐款总额的10%。
曹德旺在慈善界赫赫有名不完全在于捐款数额的巨大，更多的是他对慈善的突破。
他突破法律空白创立了股权捐赠模式，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史上最严苛”协议，无意中开创了公益问责的先河。
身世
“我很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玻璃大王的身世，也一直是坊间关心的话题。曹德旺并不避讳谈起他的过往。在昨天的采访中，他就用带着点自嘲的口吻提到，他9岁才上学，到14岁就被迫辍学。“我很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那个主人公。”曹德旺曾这样形容自己。
曹家几代经商，曹的曾祖父曾富极一时。而到了他爷爷一辈，逐渐没落。后来，曹德旺的父亲和舅公又重新将事业做起来，曹的父亲曹河仁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不料运输家产的船沉没，曹家瞬间一贫如洗。曹德旺在他的自传《心若菩提》中写过自己的家世。
在曹德旺的自传中，他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为了谋生，在街头卖过烟丝、贩过水果、拉过板车、修过自行车，经年累月一日两餐食不果腹，在歧视者的白眼下艰难谋生，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月8日，曹德旺在“大国复兴与海归中国梦论坛”发表演讲。
1976年，曹德旺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形玻璃厂当采购员，他的工作是为这家乡镇企业推销人称“大陆货”的水表玻璃。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这家乡镇企业，赚到人生第一桶金。1985年，将主业迅速转向汽车玻璃，改变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1993年，福耀玻璃登陆国内A股，是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
发现
访谈中频现“历史”二字
在曹德旺昨天的演讲和媒体采访中，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他多次提到他们这一代人是要写入历史的，言语中频繁出现“对历史负责”、“历史性”、“历史上”这样的词汇。
一名熟识曹德旺的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曹德旺是个很有历史意识的人，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去把握问题。福耀玻璃能从一家乡镇企业做到全球第一，跟他的历史意识分不开。
在对于“跑路”的问题上，曹德旺称真正的企业家不会跑路的。随后谈到，这一代企业家是要写入历史的。从福建省第一家承包乡镇企业到福清最早的一批登陆国内A股的上市公司，再到中国第一家引入独立董事的公司，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企业发展史。
曹德旺只上了六年半的学，在演讲中他开玩笑说他是“农民企业家”。然而曹德旺始终没有停止读书。接近曹德旺的人士都说，他喜欢读书，涉猎广泛。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他说道：“我现在每天还要留出两到三个小时读书。”此外，在他亲自担任总编辑的内刊《福耀人》杂志上，他还时不时写上一篇董事长“寄语”，和员工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
文/本报记者 朱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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