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为改革仅仅触及曾让中国经济受益良多的外资引进领域，那就太肤浅。营改增试点也在毫不动摇地扩大范围。今年5月起已经包括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和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领域，全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将超过5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速度在加快，截至7月底已发行39710亿元，其中新增债券10084亿元、置换债券29626亿元，债券资金优先用于支持扶贫、棚户区改造、普通公路等重大公益性项目建设；国家出台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并下达基础奖补资金307.1亿元，支持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如此种种，没有一个不是难啃的“硬骨头”，没有一个不触及较为重大的历史性、结构性难题，甚至一旦处理不好，反而有可能带来群体性的、社会性的风险。
改革已入“深水区”，面对难题，退缩不是一个选项。党中央和政府以具体的政策指向做出了明确回答：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总体的、未来的稳定，不能像某些国家那样掉头转向、向短期利益屈服，而是应当以长远的目标和人民的福祉为重，敢于冒必要的风险，向真正的病灶“开刀”。
社会稳定的“落脚点”：施政用心执法得力决不懈怠
然而，着力解决长期问题，是否就意味着把眼前的问题当作小问题，对它们视而不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今年暑假期间，连续三位应届大学生直接或间接地由于电信诈骗身亡，事件触目惊心，极短时间内引起了网络上的极大反响。案件侦查级别迅速上升到公安部，山东、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安机关均加入侦查。一星期内，最先曝光的徐玉玉案有4名嫌疑人被抓获，至9月4日，最后一名嫌疑人也在公安部A级通缉令的压力下自首。
然而人们的关切不止于此。为何骗子能将信息把握得那么精准？电信诈骗已经发展到了何种规模？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案，通过这个热点事件，对人们的安全感造成了鲜明强烈的冲击。
仅仅半个月后的9月23日，按照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部门就联合发布《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稿》，用出了对电信诈骗下达“最后通牒”、将主动自首时间期限定为2016年10月31日、对电话注册进行规范性清理、要求ATM机非同名账户转账到户时间延长到24小时等“大招”，并决定，此次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专项的“高压”行动将持续一年。9月26日，公安部公开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10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逃人员，几天内已有数人投案自首。
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是一个从2015年10月就开始工作的机制，而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也早在今年4月就已部署实施。相关领域的部署并非匆忙上马，而是在个体案件引发强烈的舆论呼声后，马上回应社会关切，迅速提高行动级别，在争取最大限度群众配合和支持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指出，刑罚越迅速和越紧凑，就越公正和越有效。当代的人们早已发现，这一原则不仅仅适用于刑罚，而是适用于一切维系人们的公平正义感和安全感的基础条件。一个公平正义能有效实现并且及时实现的社会，才是一个人心安定、团结共进的社会。
这正是法治的价值。早在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近三年来，自中央深改小组向下，已经出台了多个文件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方面面围绕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进行改革。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机构和其他机关部门能够对引发老百姓较大关切的案件“应声而动”，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断改进工作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