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与深圳的合作备受期待之际，另一个昔日校市合作办学典范却正在遭遇“麻烦”。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6年7月，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朱大勇向该校纪委、学术委员会实名举报校长梁樑，称其在“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杰出校长奖”申报过程中“材料造假”。
在长达万字的举报材料中，朱大勇同时提及合工大宣城校区的问题。
他说，梁樑“不顾宣城市政府强烈抗议，强行对宣城校区作重大调整，将好端端建设起来的宣城校区搞得一塌糊涂，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其后不久，两份由宣城市政府今年6月发函至合工大、并抄报安徽省委、省政府的“红头文件”，引起澎湃新闻关注。
上述文件显示，宣城市政府对合工大在2016年招生简章中将宣城校区招生专业由30个减为16个、招生计划由3000人减为2000人“感到十分不解，非常吃惊”。
宣城市政府还文件中指出，“贵校（合工大）突然单方面宣布减招，严重破坏了《合作协议》，完全违背了厅（安徽省教育厅）市校（合工大）联席会议精神，对市校合作和宣城校区的稳定、发展会带来消极后果。如果引发社会不安，市校双方无法向省委省政府、教育部交代，市委市政府也无法向全市人民交代，贵校也无法向为宣城校区付出辛勤汗水的教职工及广大学生交代。”
8月8日，宣城市政府办公室向澎湃新闻确认了上述两份文件的真实性。
宣城市政府办公室有关人员指出，合工大宣城校区引进和建设，宣城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这所高校不仅是合工大的，同时也是宣城的。对于合工大宣城校区的发展思路，宣城市政府曾多次主动与合工大沟通，但对方依然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压缩招生规模的信息。
这也是合工大探索“异地办学”5年后首度进入“调整期”。
公开资料显示，合工大宣城校区由合工大和宣城市政府共同创办。该校区2011年获得教育部批准并开始建设，2012年首次面向全国一本线以上考生招生。
合工大宣城校区投入使用以来，针对本科生的录取数量第一年为2600人，第二、三、四年均为3000人。
然而，合工大2016年5月28日发布的《合肥工业大学2016年全日制普通本科生招生章程》显示，2016年，该校计划招收普通本科生8200人，其中合肥校区招生6200人，宣城校区招生2000人。
合工大对宣城校区招生规模的骤减，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为校区建设投入巨大精力的宣城市政府在与学校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将合工大“上告”至省委省政府。此前担任宣城校区负责人两年的朱大勇，也对缩减宣城校区招生规模表示不满。
出任合工大校长刚满一年的梁樑，始终不愿对大众传媒解释宣城校区的减招原因。
来自合工大的内部人士告诉澎湃新闻，梁樑未正式出任校长前，就有对宣城校区进行调整的想法。他的思路是，打通宣城校区和合肥本部，把宣城校区的教学交给本部各学院接管。
该内部人士还透露，梁樑曾私下向学校教师表达过对合工大的担忧，称合工大在教育部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种担忧，也让梁樑开始考虑调整宣城校区的办学思路。
国内异地办学三十年
事实上，无论是北大深圳校区，还是合工大宣城校区，它们都称得上是国内高校异地办学的具体实践。
这一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的办学思路，在国内发展已有30余年。
创建于1984年的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是国内第一所高校与地方政府联合共建的综合性大学。
公开资料显示，该校区最早被称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面向全国一本线以上招生。
上世纪90年代，威海分校也经历过一段压缩招生规模的时期。
2000年前后，随着教育部对其办学模式的肯定以及新山东大学成立，威海分校开始跨越式发展。
2012年，在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的推动下，威海分校更名为威海校区，实现了毕业证、学位证与山东大学的完全统一。
目前，该校区共有本科生1.39万余人，留学生7000余人，硕博士1000余人，是国内高校“异地办学”相对成功的样本。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只是国内高校异地办学的一个缩影。
邢志杰曾在《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03期发表的《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发展与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大学异地办学兴起主要分两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地方行政区划出现变动。这一时期异地办学的典型是山东威海和河北秦皇岛，如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
二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高等教育规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寻求新的增长点，并瞄准高新科技。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邢志杰认为，高校异地办学一般由地方政府主动发起，如珠海、威海、深圳等地。地方政府之所以希望引进高校来办学，与城市行政级别提高，希望借助创办高校来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有关。地方也希望引进知名高校后，能为本地培养优秀高水平人才。
对高校而言，异地办学相当于延伸了自己的办学空间，也可将分校、校区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
不过，不是所有异地办学之路都通往成功。
《厦门日报》曾报道，2012年9月，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开始将漳州校区万余名学生中的8200多人迁回校本部。
漳州校区2003年启用，主要供厦大大一、大二学生使用。但是随着2012年秋天厦大翔安校区建设完成，该校重新调整校区功能，不再有本科生入住。
《厦门日报》称，本科不同年级的两地分居而产生的校园文化、学长学姐引领作用的割裂，以及教学、实验不连贯等等，是厦大下决心将大一和大二迁回本部、并重启“整院制”的原因。
另一个尴尬案例是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
公开资料显示，东方大学城是我国第一座大学城，1999年10月奠基，2000年9月开城，累计有70多所院校（机构）在该地办学。
目前，大学城内的入驻院校仅9所，大多来自河北。一些优质院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短暂入驻后又相继搬走。
多篇公开报道显示，异地办学成本增加、项目建设债务危机等问题，是东方大学城后续发展不顺的主要原因。
固定模式尚未形成
同样是异地办学，为什么有的较为成功，有的却黯然收场？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30余年来，国内异地办学并未形成固定模式，成败与否，和外部环境、合作双方综合实力、办学方式等方面有较大关联。
外部环境，主要指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地方发展诉求以及相关政策等。例如国内相当一部分异地办学案例，都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
基于名校在培养人才、提高城市知名度、转化科研成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往往也愿意寻求合作空间，提供包括土地、资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强强联合”更有利于异地办学
这里的“强”，不仅指高校具有优质资源，更要求地方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或鲜明的地域特色。例如威海、深圳、珠海等沿海城市，经济实力较强，对高校而言也更具吸引力。
相反，像安徽宣城、河北廊坊、福建漳州这类地市，城市本身综合实力一般，引进高校也寄希望于“以强带弱”，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师资力量不足、留不住人才、资金用地等问题。
此外，在办学方式上，有的分校或校区走上了“独立学院”的道路；有的分校或校区还在致力于向总部靠拢。有的分校或校区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在用人、资金使用方面有较大话语权；也有的分校或校区，管理权更多被总部掌握。
尽管这些年国内高校异地办学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无论分校还是校区，它们仍面临一些共性问题。
如王景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大学异地办学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中表示，
多数异地办学的校区都是从零开始。由于缺少大学精神传承的根基，且受多方面因素限制，很难在短时间内具备与本部相对等的底蕴和内涵，导致分校的社会认可度也会相对降低。
在他看来，大学的异地办学校园大多远离主校区，但是时间一长，教师负担加重，高额的交通费用也会加大办学成本。
因此，异地办学的分校师资一般主要立足于独立引进和培养。但这样做，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主校区与分校的师资整体水平的差距拉大，进而导致分校教学质量与本部院校教学质量的差距逐渐增大。
此外，王景瑞还提到，成熟的异地办学，高校与政府、社会之间都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作为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政府，要很好地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包括，政府应给高校改革发展一个自由的空间，同时也要在这当中积极地配合，要指导、要调控，也要合作、要服务。
因此，无论是现在的合工大宣城校区、还是未来的北大深圳校区，上述问题都亟待直面并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