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曾经让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奋斗打拼的艰辛，但实际上，为了能留在北上广，很多外来人口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从银行给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放贷的角度看，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据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计划，今年，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场、南锣鼓巷主街、簋街和东华门小吃街等区域都要启动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时，仅在北京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有十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记者日前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区看到，尽管小区里每套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元，但在楼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条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道尽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仅1．5米宽的狭长走廊两旁，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还有自行车等各种杂物。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间，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空气中飘散着油烟、香烟和发霉的气味，隔着墙也能清楚地听到出租屋内电视机的嘈杂声。据“二房东”介绍，这类地下出租屋内多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
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而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9：1。
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移。位于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截至2014年底的户籍人口2．2万人，而流动人口达5．6万人。记者多次在孙河乡沙子营村调查，2016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胡刚表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违建遍地，在传统村庄外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人口、资源与利益的平衡点在动态中不断调整
除了北上广面临的虹吸效应与功能疏解之间纠结，大城市还面临人户分离带来的户籍人口机械迁入与“拖着不走”的问题。据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区，由于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不少人青睐将户籍迁入，给城市人口管理带来很多弊端，也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记者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在北京人户分离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在”。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增强。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问题本身，其带来的整体城市功能规划问题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务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注意批发市场疏解以后菜价、肉价的波动，不能说批发市场一走，菜价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应。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张车伟认为，在人口调控中应重点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问题，也要统筹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合理聚集。
这两年受到高度关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与此相关。据了解，通州预计还能承接大约40万人口。未来，通州将吸纳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全面建立起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级医疗、教育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