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名单上的很多人不再愿意提及过去的事情，据杨某估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光灌南一个小县城，就至少有一千人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了高考。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在当时，这样的情况已然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学校、部分复读生
共同促成“顶替”
不够完善的高考制度、学生急于跳农门、学校追求升学率、户籍管理的松懈等共同将顶替学籍参考这种荒唐事推上了时代的巅峰，看上去，这似乎和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当事人估算的数据令人匪夷所思，尽管至少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说法无从考证，但从现代快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获得的名单来看，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在少数。然而，顶替学籍和顶替高考成绩不同，顾春丽等人虽然用了别人的学籍，但仍然需要自己参加高考，最终也是通过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大学。令人想不明白的是，在当时的法律下，顶替学籍是一件明显的违法举动，为何还有这么多人要冒险干这样的事情呢？
为了弄清事情的原委，现代快报记者辗转找到了顾春丽当时的校长汤某江（化名）。提起20多年前的事情，汤某江虽然对顾春丽的印象早已模糊，但他清楚记得，在当年的高招政策中，应届生有很多有利条件。为了拉高升学率，学校就想办法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的名字参加高考，“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存在了好几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这个情况，全县、全市，可能全省都有这种情况。”
而据杨某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前有一个预考制度，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高考的考场之外。另外，在预考阶段，应届生的过线分数比复读生要低，再加上学校也有应届生升学的考核压力，因而顶替辍学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程如法、顾春丽夫妻假冒学籍的事情遭人举报后，当地纪委也曾介入调查，并向媒体回应了相关调查情况。据了解，顾春丽夫妇假冒学籍事件发生时，灌南县还属于原淮阴市辖区（现淮安市），而灌南县纪委从淮安市教育局调出的高招文件显示，当年高考预考，应届生按75%过线的比例划定分数线，而往届生过线的比例是25%，不能通过预考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杨某等人的说法。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顶替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远不止灌南县一个地方，江苏乃至全国各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山东潍坊市昌乐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王立庆介绍，他身边也有不少人被复读生预考不平等分数线“逼”上了“冒用学籍”的路。此外，如今在东南大学任教的王志峰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据他介绍，为了能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当时确实有不少人采取了顶替学籍这种特殊手段。
现代快报记者翻阅历年高考政策发现，早在1980年，国家就开始试行高考预选制度，而在随后的一两年内，这样的制度被推广到全国，包含江苏在内的多个省份都采用了同样的制度。文件中指出，因恢复高考后，报名参考人数众多，但高招人数却极为有限，此举主要是为了降低高招经费。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录取比例，复读生自然难以与应届生享受相同的录取待遇。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考上大学是很多人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的唯一途径，于是便催生出类似顶替学籍充当应届生等多种违法手段。
实际上，早在1990年，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年，一份来自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通报文件指出，当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虚作假被处理，其中，大部分为顶替学籍者。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大比例。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松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这和当时那个时代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是历史遗留问题。”汤某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