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明和吴建民有近三十年交集。他回忆，吴建民是非常冷静的外交家，能从国家实际利益出发，反对情感代替理念。
十年前，陈明明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主任。他邀请吴建民来外交部开会，吴建民当时就提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中国没有好处”。那会儿，陈明明就佩服他，“温和、理性、敢于说不”。
2014年，有媒体曾邀请吴建民与其他学者激辩“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他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而后，网上掀起波澜，他一度被贴上“软骨”、“汉奸”的标签。
吴建民对此并不在意。去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说：“我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
慈祥亲切的院长
2003年，吴建民64岁。卸任驻法大使后，他又接到了意想不到的任务——外交学院院长。
青年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春岭至今记得，2006年，他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去参加外交学院举办的模拟联合国大赛。比赛结束后，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吴建民一起，和参赛学生吃饭。
吴建民就坐在他身边。言语间，吴建民得知他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便勉励道：“这个专业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国正处在大国崛起的重要阶段，需要有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世界。”并鼓励他投身到外交事业中去。
让董春岭感动的是，后来，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再次见面，吴建民还能喊出他的名字。“没有官员的架子，是一个慈祥亲切的师长。”
在外交学院的五年，吴建民不但亲自上课，还尝试将外交经验贯通到对学生的教育中。
秦亚青记得，吴建民觉得要做好外交，必须有很强的和外国人沟通的能力。于是，他专门开设“交流学”课程，自己负责全部的思路和案例，并和其他老师一起编写了相关教材。“如果我没记错，这是国内大学第一次开这门课。”秦亚青说。
在一堂“交流学”的本科生课上，吴建民对学生说：“作为外交官，作为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诚实，都要说真话，把自己的观点、想法说清楚。”
有学生问：“那有些时候因为一些纪律或其他要求，不能说怎么办？”
“我可以不说，但我不能说假话。”吴建民回答。
秦亚青至今记得这个场景，他觉得，这是吴建民做人的底线，也是他传递给师生的价值观。
温和的老干部
如果没有这起车祸，吴建民的不少师友都觉得，他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工作“至少五到十年”。
吴建民爱好锻炼，身体一直不错。秦亚青记得，吴建民每天坚持锻炼，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走路飞快，我根本跟不上。”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记得，有一年，一起去夏威夷开会时，吴建民每天散步，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
还有一次，也是在国外，他有事找吴建民，吴建民在电话里说，你等一下，我倒立一会儿。
半小时后，金灿荣敲开吴建民的门，看见他穿着运动服，用手拍打着灰尘。“他都七十岁了，挺罕见的。”
在国外出访期间，一天五六场会议，都是吴建民主讲，会议结束后，与会的人都疲惫得不行，吴建民却回来继续写东西。这让后辈们很惊讶。
去年夏天，吴建民参加某网站的一个活动。一进门，他就找到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司机是回民，如果不麻烦的话，能否加一两个清真的菜；如果不方便，就让司机去附近找清真餐厅解决。
周志兴至今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完全是平等商量的语气”。他回忆，会后离开时，吴建民对送行的年轻人再三表达谢意，非常自然、温和。
实际上，在退休前，吴建民已官至副部级。
6月19日下午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主办方还邀请了月季专家陈于化——他曾自费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一个和平月季花展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主办方原本只邀请了外交方面的专家，但吴建民多次建议，要把这个种月季花的老人邀请来。后来，主办方为他破了例。
“种月季花的老人来参会了，吴建民却来不了了。”周志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