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生的，又养了那么多年，我知道我儿子绝不是那样的人！”张焕枝讲到这里时突然提高了嗓音，猛咳了两下，赶紧拿出药瓶喝了两口。如今，张焕枝的桌子上，永远会摆着关于聂树斌案的各种报道，以及每天服用的药品。
张焕枝随后用一个例子佐证所言，在聂树斌被抓前半年，家里有只老母鸡腿瘸了，她便让聂树斌杀掉煮着吃了，可是他拎起来好几次又放下了，“妈，我不敢杀。”最终，因为母子两人都不敢杀，只得将老母鸡以两元钱的价格卖给了街头贩鸡的。
“杀人？他根本就没那个胆量。”张焕枝说，儿子口吃很严重，生性有些懦弱，说他强奸杀人，“我不相信！”
最后的相见满脸是泪
在张焕枝的梦里，聂树斌总是嚎啕大哭，这也是他见儿子最后一面时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后悔，没能在案发后亲口问一下他，强奸杀人的混账事儿，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实际上，从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不知跑过多少路，却只见到儿子一面，那一次母子两人甚至还没说句话。
1995年3月，终于等到聂树斌案一审开庭，张焕枝起了个大早，赶到位于靶场街的石家庄中院，可令她万分失望的是，法院告知，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被告方家属不得旁听。但她不死心，一个人等在街对面。过不多久，来了两辆警车，其中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犯人，张焕枝一看，是聂树斌，积压在心中半年之久的相思之苦和投诉无门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尽管法官一直朝她打停步的手势，可张焕枝顾不了那么多，几个箭步就跑到法院的楼前，可还没来得及喊几声，让树斌回头看一眼，她已经被挡在了楼门口外。
“虽然没走到近前，可养了20年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当妈的一眼就能看出。”张焕枝清楚地记得，当时树斌的两个肩不一样平了，左肩往下耷拉了。
张焕枝又回到街对面焦急地等着，一个多小时后，法官走出庭外，她赶紧跑上前去，恳求能不能见儿子一面，法官说，去吧，在楼上呢。张焕枝立即跑上楼，只见聂树斌坐在最前排，背对着法庭门，嚎啕大哭。张焕枝刚要走上前就被法警拦住、往外推，她哭着大喊一声：“树斌！”儿子回过头看了一眼，仰着头，满脸是泪。
这一幕成为张焕枝余生都无法摆脱的梦魇，她哪会想到，这竟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相见。
聂父吞下一瓶安眠药
1995年4月28日，张焕枝精挑了几件单薄的衣服，嘱咐聂学生给儿子送过去。聂学生蹬着自行车来到看守所，一看聂学生来了，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诧异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聂学生回答，天热了，给孩子送几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说说。
聂学生走过去，随后听到的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瞬间击倒了这位肩膀依然厚实的退伍军人。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聂学生脑子“嗡”的一下，他这才知道，儿子已经被枪毙了。回到家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说不出话，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回来的。
他们的痛苦不只是失去了儿子，还在于竟全然不知，甚至没能给儿子收尸。实际上，在张焕枝看来，他们一家人一直被蒙在鼓里，一审判决书没有送达，而二审只做了书面审理，并没有通知他们，更没有送达。
“我儿子怎么会杀人？”聂学生终究还是想不开。张焕枝记得，那是1996年秋天，她从地里干活回来，聂学生躺在床上“睡觉”，推了几下，怎么也推不醒，她意识到不妙，炕边有个安眠药瓶子，拿起来一晃，空了。来不及多想，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