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种形态”体现了严管与厚爱的高度统一。“四种形态”是挺纪在前的具体化，它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演变的普遍规律，描画出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轨迹，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四种形态”为运用纪律尺子衡量党员干部行为标出了准确的“刻度”，就像医生看病一样，针对违纪行为的不同程度，分为四种情况，提供了分类治疗方案，能够使监督执纪的具体措施和违纪人员的错误程度相对应、相匹配，提高了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了监督执纪从粗放型到精细化的转变，既体现严管，又体现厚爱，寓厚爱于严管之中。
第三，“四种形态”体现了治标与治本的高度统一。“四种形态”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具体化，在“好同志”和“阶下囚”之间设置了带电的警戒区，通过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使责任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具体、抓手更加精准。通过层层设防，促进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强化“不敢”“不想”；通过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及时铲除违纪行为发生的机会和条件，有效阻止从违纪向违法的滑落，使“不能腐”成为现实，最终实现标本兼治。
第四，“四种形态”体现了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的高度统一。“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监督责任的要求，更是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强化，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党委为主体，多方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加强批评教育，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抓早抓小，推动党内关系正常化，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强调的是党委主体责任，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最基础、最大量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既是监督执纪的要求，也是党章规定的党委的主体责任。“四种形态”不是纪委一家的事，恰恰相反，“四种形态”主要是党委的事，各级党组织都要准确地去把握它运用它，充分发挥这个管党治党最新武器的真正威力。
主持人：王书记，据了解，一年多以来山西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同时又加强谈话函询工作，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儒林：严惩腐败和谈话函询，这二者之间紧密联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一，严惩腐败是做好谈话函询工作的重要支撑。山西谈话函询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形成并保持了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和打黑除恶“三个高压态势”，在全社会形成了反腐正风的强大震慑。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高压，才促使有问题的干部丢掉幻想、放弃侥幸，把组织的谈话和引导看成是难得的机会，最终选择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没有高压反腐的有力支撑，很难有政策疏导的顺利推进。
第二，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实现由惩到治的重要基础。查处腐败工作一再表明，“违法”都是从“违纪”开始，大错都是由小错积累而成，腐败问题多数时间跨度长、违纪类型多、涉案金额大，如果能够早拉一把、早挡一关，就不至于越陷越深。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现象，就是要把中间地带拉上“警戒线”，通上“高压电”，尤其是要把第一道防线扎紧，加强纪律建设，把更多的力量和精力放到红脸出汗、咬耳扯袖上来。加大谈话函询的力度，也是我们山西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的必然选择。
第三，加大谈话函询力度是减少腐败存量的重要手段。山西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还有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特殊背景。这就是，山西的腐败存量，面广量大，怎么处理一直是困挠我们的一大难题。通过积极探索和运用谈话方式解决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育引导有问题干部主动交代问题，继续跟党走，解决腐败存量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