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贺德说，这三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中国烟草行业削弱和破坏中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行为令人沮丧，也令人失望”。
施贺德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明确指出，无论是国企还是其他企业，烟草业追求利润的诉求，与公共健康减少烟草使用的诉求在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不得插手控烟政策的讨论。而王陇德表示，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就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依据公约规定，烟草企业不能参与制定控烟政策，“甚至制定控烟法律时，也不该听取烟草企业的意见”。
■北京经验
“带顶”场所一律禁烟未波及经济
到今天，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满一周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荣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参与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制定。在他看来，目前国家控烟立法面对的“全面禁烟”与“选择性禁烟”争议，是北京走过的老路。
应松年回忆，《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制定过程中，一审稿曾规定“共用公共场所禁烟”，但该条款受到了各界质疑。有人称，下属在不封闭的领导办公室里吸了二手烟，或者下属跟领导在单人办公室里一起吸烟，是否违法？谁来执法？在争议声浪中，二审稿摒弃了“共用公共场所”定义，最终形成了“史上最严控烟令”——“带盖的、带顶的”公共场所一律禁烟。
应松年强调，实际情况证明，只有全面禁烟不留“口子”，才能取得效果。北京的实践已经为国家控烟立法提供了有力证明，国家立法不应该继续在“全面禁烟”与“选择性禁烟”之间纠结。
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通过一系列数据，证明了北京一年来的控烟效果：公众控烟满意度从42.26%升至81.3%；公众场所吸烟人数从11.3%下降到3.8%；餐馆吸烟由40.3%下降到14.8%。
方来英称，目前，北京无烟环境最好的地区是学校、星级宾馆、医院，变化最大的是公共交通站。而且，“史上最严控烟令”并未波及经济，来自北京烹饪协会的数据显示，去年北京餐饮扭转了连续两年收入下滑的局面，实现了3.3%的正增长。
国家卫计委：
范围存分歧将与国务院法制办沟通
王陇德表示，一旦条例最终采纳了“选择性禁烟”，允许餐厅、酒吧、咖啡厅等娱乐场所设吸烟区，《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陷入尴尬境地。“全国控烟立法是上位法，如果最终采纳‘选择性禁烟’，对于北京等控烟取得初步成效的地区而言将造成打击。”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杨杰介绍，目前，鞍山、青岛、长春、唐山、兰州等城市都跟北京一样，制定了严格的全面禁烟地方法规。前不久召开的国内控烟立法城市控烟执法研讨会达成共识：全面无烟环境会使执法工作更简单、更公平；设定吸烟区或吸烟室的做法增加了控烟执法的难度。
北京市餐饮协会副会长朱玉岭也表示，如果国家控烟立法征求他们这些服务业一线人员的意见，“我们会说，期待国家控烟立法能够充分借鉴北京已经取得的全面禁烟试点经验”。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这一年，酒店地毯烧的烟洞几乎没了。原来烟民住过的房间，后来住进去的房客经常投诉，觉得烟味难以消除，现在这样的投诉也几乎没了。我们非常不希望这样的控烟形势开倒车，回到原来的状态”，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八角店总经理郁铮说。
国家卫计委副司长熊煌坦言，条例起草、论证过程中，部门间的分歧不小，分歧的焦点之一就是全面禁烟场所的范围，他强调，卫计委将积极与国务院法制办及相关部门沟通，使条例更接近世界卫生组织《公约》的要求，“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如期实现公约的各项要求，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