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村里人的逻辑，该做的事都要做，不然外人笑话，哪怕这事带来的实际负担远远大于那一点自尊心。自从娶了静静，生下孩子，静静的丈夫郭引战就常年在外打工，维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计。郭兴华说这孩子累得很，“一年都回不了家，好的能赚一两万，不好也就几千块。”
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生活就是生养和活着，如果这程序里有人出了问题，那就排除掉它，好让其他人把生活继续下去。自从静静嫁到郭家，周父再也没有问过这个女儿。她不属于周家了，她也不属于郭家，只留下了两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孩子。
王振义大夫说，这孩子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几率遗传着母亲的病，38岁后发病已经算迟。可这个5岁的孩子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他是爷爷奶奶的宝贝，郭家唯一的盼头。
据BBC报道，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2001至2005年间，对青海、甘肃、山东、浙江4个省的6.3万人就精神疾病问题进行了抽样调查。
王振义大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精神病比例比城市高出0.7%。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凤田也提出，“农村人交际范围小，社保很不完善，人的生存压力很大，又没有相应的教育和救助机构，这导致农村的精神病比例比城市还要高。”
何处安放
根据这项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有关调查的估计，中国大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而2005年前，中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相比城市，它的治疗条件更加薄弱。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内的一所精神病院内。中国大约有1亿7300万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大约1亿5800万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
而基层政府要想系统地加大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工作,并非易事。一旦精神病患者在救治中出现事故,谁来负责?因为事情琐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七八个部门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大家一起管,就大家都不管”。
一般大型综合性医院没有设立精神科，精神卫生医疗资源匮乏。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另外，中国共有注册精神医师1.9万人，等于每位医生对应842名患者，还不计算医资机构大量集中在城市的情况。医生数量严重不足。
2014年4月29日，永寿县公安局起草“关于全县精神障碍患者情况”的汇报呈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领导责成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拿出对策。很快，永寿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行为预防管控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要求由县财政拿出57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县公安局牵头，整合综治、民政、财政、卫生、人社、残联和乡镇等部门职能，对病人及家庭进行管护、救助和帮扶。邀请专家对所有患者，按高、中、低三个等级进行风险评估。对正发病的53名高风险病人立即分批送院治疗，对117名轻度患者送医送药上门救治。
对确需入院治疗的，由患者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村、镇核实后加注意见，由辖区民警、镇干部、监护人共同送往医院。病人费用经合疗或医保报销后，不足部分全部由专项资金拨付。但住院治疗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病情稳定，就可出院。
而永寿县派出警力来摸底，也只是从治安的角度，统计了最具有伤害性的人群。抑郁症和焦虑症并不在这个统计范围内。不计入的原因是抑郁症并不会造成他杀，顶多是自杀，伤害性小。可据王振义了解，农村抑郁症病人经常引起扩大型自杀，“我自杀，死了孩子怎么办?与其孩子受罪，不如先把孩子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