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官媒：截至3月底，山西已有3000多人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
“今天上午刚陪分管副书记谈了三个人，很有收获。”说起谈话函询工作，山西省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吴纪平颇有兴致。该室现在有近60%的问题线索是通过谈话函询方式处置的，从中尝到不少“甜头”。
在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过程中，山西全省上下不仅把谈话函询作为问题线索处置的主要方式，更以此为抓手深入践行第一种形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远离底线、向高标准看齐，推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为什么谈：减存量遏增量，抓早抓小净化政治生态
“如果早点谈话处置，这问题早就解决了。”记者在太原市纪委采访时，纪检监察四室主任霍存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某市一名机关干部误入会议室，被副市长黑着脸“请”了出去。该干部以领导工作作风不正为由写信举报后，上级纪委认为并不构成违纪，将线索留存下来。没想到这名干部心有不甘，年复一年不停“告状”，直到2015年才用谈话方式进行了处置。副市长接受谈话后，很快认识到了自己在待人接物上的不足，主动向这位干部道了歉，不仅消解了多年“积怨”，两个人还成了交心的同志。
在山西省，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2014年10月以来，全省在大起底中梳理出一大批反映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如何处置？仍然“一告就查”，难以在短期内予以了结，也容易造成人力物力浪费；继续“留存不管”，不仅形成巨额存量，包括因“小事”不停“告状”形成的“虚高”，还会把一些“小苍蝇”养成“大老虎”，滋生新的增量，进一步恶化政治生态。
中央纪委对问题线索分类处置方式做出了重大调整，去掉了“留存”环节，增加了“谈话函询”方式，为抓早抓小提供了具体路径，也为山西省破解困境指明了方向。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说得明白：“领导干部从好人变成罪人，都是小错不纠、听之任之的后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挽救才是根本。”
2015年3月，王儒林同志在听取省管干部问题线索大起底和加大谈话函询工作力度的情况汇报时，从压实主体责任的高度，研究提出了省委书记担当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省委常委带头对分管领域省管干部轻微问题线索进行谈话、纪委书记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并抓好组织协调工作等一系列机制和流程。随后，省委常委们按照确定的工作机制，认责领责，主动担当，切实加大了对问题线索进行谈话处置的力度。
在山西新的省委领导班子的带动示范和省纪委的指导协调下，全省上下都加大了谈话函询力度，努力构建全省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太原、晋中、长治等很多地方延伸到了乡镇一级。截至3月底，在省纪委处置的问题线索中，谈话函询类比例由2014年底的1.6%上升至现在的45.9%，暂存类比例则由58.7%下降到了1.3%。
不止存量迅速减少，遏制增量效果也不断显现。通过谈话函询等多种措施的综合实施，山西正风反腐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中央纪委收到山西省信访举报同比下降19.9%。今年前三个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同比下降57.1%。中央对山西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先走一步”的要求，正在得到深入落实。
和谁谈、谁来谈：严格把握标准，以上率下压实主体责任
“经过一年多摸索，谈话函询工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刚开始时一些同志却有顾虑。”山西省纪委纪检监察室的同志告诉记者，曾有同志担心谈话函询容易“走过场”，会“打草惊蛇”影响执纪效果，更多同志感到标准不好把握，怕出现乱用甚至滥用现象，放纵违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