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习近平最先在1998年第7期上《当代人》杂志上发表《忆大山》一文。
县委书记如何才能经受住考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名为《新星》的小说风靡中国，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据说，正定时期的习近平是原型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里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习近平曾这样感叹。
谈起当年的体会，习近平曾说：“当县委书记时年轻想办好事，老熬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干，因而差不多一个月得大病一场。”后来他感觉到这样不行，就摆顺心态，“内在有激情，但是还要从容不迫”。
“你手里攥着千头万绪，攥着一千个线头，但是一个针眼一次只能穿过一条线。”习近平说，这句话让他想明白了，此后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就睡觉，第二天重新来过。
他的从容与稳健，日益成为一种鲜明的特征。挚友贾大山曾评价他是“含笑进取的改革者”——“他不是穿西装的改革者，锐意进取而锋芒毕露。让人们接受历史性变革的同时，还能优哉游哉地喝上一盅。”
历史性的变革还在继续，主导中国变革的接力棒则已交到经过层层历练的习近平手中。
到2015年年初，当习近平面对前来受训的县委书记时，不仅要激励他们投身矛盾重重的中国改革，更要警示他们不要沦陷于各种诱惑与风险——经过30余年的发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治理单元，县一级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而问题也空前严峻。
在中国现行党政层级架构中，中央机构着力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省级、地（市）级机构主要解决较大区域内的共同事务，唯有县级机构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接并落实上级政策；直接指挥地方治理；决定执政绩效，影响公众信任度。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曾有人说，县级工作，除了外交、军事、国防外，国家各项事务无所不有。由于县级与中央之间隔着市级和省级，处于政治地理边缘，监督近乎真空，县委书记权力集中，对当地政局支配力强大。同时，随着县域经济实力的增强，县级财政可支配的经费、重大项目日益增多。因此县委书记完全可能集县政府首脑、公司董事长和大法官于一身，成为权倾一方、独断专行的“政治强人”。
比如2004年因卖官被查处的安徽省一名县委书记，一次常委会就调整了100多名干部。
习近平曾在文章中写道，最难做的官是县官，县级领导必须有各方面的知识和很强的能力，否则难以胜任。
岗位重要，但风险也极高。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习近平曾提醒：“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
事实上，多年来县委书记已成腐败重灾区。比如，在腐败案件高发的山西省，2014年查处的干部中，至少有17人是县委书记或曾做过县委书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政治改革要从县政开始》一文中指出，县域腐败的根源，是县政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总体制度上的边缘化。他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干部管理从“下管两级”改成“下管一级”，县政和中央之间的关联变弱，县委书记要见到中央高层领导人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很长时间里，国家的重要政策很少向县政倾斜。
郑永年开出的药方是：要建立中央和县政的直接关系；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和直接领导；中央财政转移要向县级倾斜，中央税收也要向县级分权。
他认为，一旦县政改革取得成效，必然为中国整体制度改革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
正因为县委书记职责重要且“高危”，十八大后的首次县委书记轮训备受瞩目，而习近平与受训者的座谈，更因为他本人的切身体验而更有说服力。
其实，习近平从政之路上的“偶像”之一，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县委书记——为治理盐碱地、让百姓吃饱饭而殚精竭虑，最终病逝的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他曾于1990年在《福州晚报》上发表一首词追思焦裕禄：“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这显然寄托着他本人的政治理想。
实现这样的政治理想，曾经依赖于不计代价的苦干，而今天，则要更多地寄望于改革的策略与决心。
（本文原载于2016年4月11日《学习时报》，原题为《担任过县委书记的最高层领导——<习近平时代>选载》，作者：［美］熊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