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这个商家打着所在城市的名号到异国他乡进行虚假失实的广告宣传与水平低下的商业炒作，还顺带捎上了以所在城市命名的武汉大学这所著名学府，更是在无形之中触碰到了这所大学乃至整座城市的历史伤疤。武大校园的樱花虽与东湖磨山樱花园品种大致类同，但其具体来源却很不一样，后者大多是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由日本政府和友人相赠，尚可理解为中日友谊的象征，但是前者最早却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武汉大学师生校友在谈论本校樱花的历史问题时，经常会抱着一种“不顾事实，只求脸面”的基本立场，长期坚持一些基于虚假事实的错误历史认知，其最典型的一套观点便是——由于侵华日军当年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樱花早已死绝，因此，“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与侵华日军没有关系！甚至还有武大学生如此描述校园里的“樱花大道”——“我想珞珈的先辈们是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给后来的学子一个脱俗的圣地”！敢问谁是“珞珈的先辈们”？在1939年“精心的栽种了这一方林子”的侵华日军吗？！
笔者曾多次请教研究武大樱花长达60年的萧翊华教授(2007年去世)以及武汉大学园林部门负责人，得知武汉地区栽种的樱花树寿命一般为50年左右，1939年由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樱花树，到了20世纪末确实已经全部死亡殆尽。不过，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园林部门多次以其为“母本”，通过枝条嫁接的方式，大量繁殖出第二代、第三代樱花树，就“血缘”而言，正是侵华日军所栽樱花的“后代”，而并非另起炉灶，另外引种栽植，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怎么可能斩断得了？！
1973年，在中日恢复邦交后不久，有关部门的确曾将日本友人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一批山樱花(又名“福岛樱”、“青肤樱”等)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由学校栽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然而，这批山樱花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与武大校园中占据绝对主流的日本樱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品种。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一般的武大师生与社会公众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而它们与周恩来总理转赠的那些少量的“山樱花”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而所有那些言之凿凿地声称武汉大学现有的樱花主要由周恩来所赠的人们，大抵从来就没有去往半山庐前亲眼见识一下真正与周恩来有关的这一小批山樱花究竟是长什么样子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些日本友人赠送给武汉大学一批日本樱花树苗，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不过，据武汉大学园林部门介绍，这批树苗的长势并不好，根本就无法取代1939年的那第一批樱花树种，成为校园内新的樱花树的主要育种基础与来源。直到现在，武大校园内的诸多新栽的日本樱花树，仍然是在1939年那批樱花树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繁殖的。
综上所述，基本事实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侵华日军在武大校园内种下的第一批日本樱花树确实已经死光了，但是，今日武大校园内的绝大多数日本樱花树，仍是它们的“后代”。有些人仅仅只是因为第一批樱花树已不复存在，就要完全无视、抹杀掉这段历史，一厢情愿地把武汉大学校园樱花种植史的起点从1939年篡改、推后到1973年，一方面掩耳盗铃般地刻意回避抗日战争期间校园沦陷敌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攀附一位已故的著名政治领袖，以至于在基本常识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将两种不同的樱花品种完全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和逻辑实际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套用一句时髦话来说，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只需反问一句——若干年后，当周恩来转赠给武汉大学的这批山樱花也慢慢地全部死绝了，那武大樱花的历史又该从何说起？按照相同的逻辑标准，某些人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咬定“武大樱花最初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转赠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