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政府部门一位知情者透露，被带走的还包括长沙一家侦探公司的多名侦探，警方从董志国的办公室搜出了一份双方合作协议，董为此项侦探花费约十万元。
董志国花巨资雇侦探调查上级，妻子欧雅琴说，她此前都不知道。直到警察来上门搜查。
欧雅琴回忆，警察两次到过她家，一次是在董志国被抓的当晚约11点钟，三四名警察搜遍了屋子，未查到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但欧雅琴模糊地知道，丈夫涉嫌与获取信息有关的犯罪。
第二次，根据董志国的交代，警方从家里搜走了两个红色U盘，为确保无误，欧雅琴要求在自家的电脑上公放一遍，并复制备份。
一次举报，怎么就成了犯罪嫌疑人？欧雅琴不解。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令欧雅琴更不解的是，丈夫被抓走的20多天里，她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甚至不清楚涉嫌何种具体罪名，采取哪种强制措施，以及关押的地点。
还有一个问号是：举报时是匿名的，怎么身份就被查出来了呢？
在辩护律师周振文的介入下，衡阳公安部门提供了《监视居住决定书》。
周振文说，这份法律文书的纸张，还是在办案人员说缺纸的情况下，他从自己包里掏出的草稿纸。
决定书显示，衡阳市公安局在侦查“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时，因案件情况特殊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2015年8月11日，对董志国作出监视居住决定。
周振文质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国并没有“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项罪名，周振文分析，此处或为笔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去掉“被”字。
这项罪名，用在董志国的行为上适用吗？
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冯卫国认为，董的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依据不足。
冯卫国解释，根据现行刑法规定，该罪涉及的信息范围是特定的，即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本案显然不属于这一情况”。
此外，家属和律师质疑，衡阳警方的办案程序也存在问题。
《监视居住决定书》中显示，决定对董志国执行监视的居住地是衡东县白莲镇新街××号（户籍地址），由衡东县公安局白莲派出所负责执行。
周振文介绍，而实际上，董志国的被监视居住地，是在衡阳市枫树林宾馆，宾馆右侧大门紧锁且有专人把守，系衡阳市纪委专门的办案场所。
周振文指出，《刑事诉讼法》对监视居住有明文规定，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9月7日，周振文向衡阳市公安局提出申请，要求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在犯罪嫌疑人住处监视居住，并要求会见董志国，均未得到正面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新林认为，本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各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措施，“该案是打新规定的脸。”
结合被举报者谭建华的被重用，对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质疑，董志国家属认为，这已不是监视居住，而是限制人身自由。怀疑董志国被抓是“暗箱操作”、“打击报复”。
对于以上质疑，截至昨晚，衡阳市公安局一名主管宣传的李姓负责人称，暂未收到此案汇报材料，拒绝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衡东县纪委负责人电话，均无人接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