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小女儿，他会对你更宽容吗？
廖颖：不会，在舟山生活时，舞蹈学院来招人，就一个名额，爸爸不让去，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学习。我小时候，想去参加少体校的活动，爸爸不让去，我闷一肚子气也不敢发作。后来他悄悄问妈妈是参加什么，知道是乒乓球后，没几天就搬回来一张桌子，他可能觉得那是一种补偿。
新四军战斗被人否定会很难过
新京报：你认为新四军后代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在红二代中有什么不同？
廖颖：新四军后代，他们的父辈经历过抗日战争，血雨腥风里过来的，那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感情的遗传。你会发现，一群新四军的后代一见面，上来先问你爸爸是谁，哪个团、哪个旅，发现父辈曾在一起战斗过，彼此的关系一下就会亲近起来。至于“红二代”的称呼，是一种自我孤立，把自己和群众分开了，有人甚至因此有很强的荣誉感，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这批人，父母打小就教育要“夹着尾巴做人，不要骄傲自满”，妈妈给我写的信里都有这句，生怕我们搞特殊，我不喜欢“红二代”这种称呼。
新京报：有些人对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作用有疑问，你会为此抱不平吗？
廖颖：这也是我加入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原因，就是发现有人在否定他们的战斗，比如炸虹桥机场，网上有人说这是一场假仗。我一直在找资料证实，发现最早是国外的报纸报道的。后来研究发现，炸虹桥机场是新四军在东进时秘密进行的，因为统一战线的影响，部队穿着国民党的军服，当时还不敢称新四军，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夜袭虹桥机场就是东进时的一个临时行动，途中炸了日本人4架飞机。爸爸参加了这次战斗，也写过这个经历，看到有人否定，会很难过。
新京报：父亲留给你们最难得的东西是什么？
廖颖：有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太大的、太崇高的我也说不出来，他就是位父亲，对国家、对党的信仰很坚定，这种坚定也让我们这些后代对一些事情报以理解。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活着时，我们对于他的人生经历问得太少，只能从其他人的口中得到只言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