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模糊，使得基层交警不好判断是否应该出动追捕。追，可能自己违规；不追，则可能有公共安全隐患，实在是两难。”一名中原地区的交警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感慨道，“对飙车的执法'就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哪怕有交警追到了所谓的“飙车党”，却也面临认定难的问题。
“法律对'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表述仅是：追逐竞驶，情节恶劣。” 李晓夏说，而在现实执法中，“'情节恶劣'四个字限制了追逐竞驶的处罚范围。相对于醉驾案件的'80毫克/100毫升'的明确标准，显得较为模糊。什么是'情节恶劣'？成了基层交警的一大困惑。”
李晓夏认为，“尽快完善相应的司法解释细则，对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执法培训，已经变得刻不容缓。
加大“飙车”的犯罪成本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对此，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培训科研总督导张柱庭也认为“执法方面应加大力度，加大设备投入。”
但在张柱庭看来，“交警执法难以追车，害怕引出新的事故，遇到好车追不上，这些现实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说因为存在困难、不易取证，就不去处理。”
张柱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我国目前现状而言，真正杜绝防范“飙车党”的关键，还在于能有效对飙车现象进行引导。
“因为敬畏法律，大部分外国人都是在赛车场飙车，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觉的意识。”张柱庭说，“要给飙车人士提供一些合法的地点，如引导他们到赛车场飙车，不准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还可以组织相关的俱乐部，使这些车辆、车友，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的组织下，到合法的地点去飙车。”
另一方面，张柱庭认为，“飙车”在立法上确实存在判处、惩治程度太轻的问题，“应当加重惩罚”。
部分基层交警对此感同身受。
李晓夏也表示，对比发达国家对于“飙车”行为的处罚，也许我国的危险驾驶罪确实存在量刑过低的问题。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64亿辆，其中汽车1.54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3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超过2.46亿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汽车大国，而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连续多年高居全球第一。
“面对如此态势，我国相对较轻的法律惩戒能否成为遏制'飙车'危险驾驶行为的有效手段？确实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5大队事故中心队长韦华新说，“至少，从目前的震慑效果看，确实不甚理想，加大'飙车'危险驾驶行为的犯罪成本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