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军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经在一家江苏的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准备和女友结婚。“我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这几年没有像好多人一样'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攒出了首付，这是亲手劳动所得，我很满足。”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依然没信心从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虽然自己在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还是比较单调的。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访过一对在广州番禺新桥村的打工者夫妻：“他们已经在番禺住了十多年,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两张并在一起的双人床,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各种纸壳箱里。”
“从农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适应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在城市发展的梦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
“也许大家认为，打工者本来就是过客，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这名曾去德国探访土耳其移民的学者说，“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移民人口总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现在，姜国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这群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们打工的城市，从弱势群体变为更有影响力、更有自信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