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和在研究中也发现，许多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要给自己挣养老钱。“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长条件而奋斗，老了还要自己存钱养老，真是让人非常心酸”。
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曾指出，如果将50岁视为高龄的标准，出现大量高龄农民工并不奇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留下的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这种城镇企业用(农民)工年轻化的趋势持续了近20年。
他分析，2004年爆发了全国性的民工荒，背后并非是缺乏农村劳动力，而是缺乏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村劳动力。在当前状况下，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连年增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对那些想要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吸引力仍不够，只有那些工作在城市、未来会回到农村的劳动力(高龄农民工是典型代表)愿意工作。所以说，以高龄农民工应对民工荒已经成为事实，高龄农民工就业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许多调查研究已经指出，当下高龄农民工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而这些工作恰巧又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即使高龄农民工目前还能继续工作，但他们也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到那时，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郭伟和指出，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未来我们将面临劳动力缺乏这一严重问题。要应对这一问题，除了延迟退休等制度性手段，更重要的治本之策应该是让年轻的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体面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利，让他们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激发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他提醒，新生代农民工本质上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想留在城市，维权意识和行动倾向更为明显。这就要求政府应该更新思维，多从打通利益表达渠道、降低维权成本等角度，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记者 向楠 实习生 亓玉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