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来到儿子的墓地，母亲哭着对呼格吉勒图的墓碑说，“孩子，这些年妈妈一直在为你申冤，案子要再审了……”。图/IC
闫峰 呼格吉勒图案唯一在场者。1996年，他与呼格吉勒图同是卷烟厂的临时工人。
■ 对话动机
闫峰与呼格吉勒图生日只差几天，是“很要好、很铁的朋友”。
同样年龄，同样的工作起点，闫峰觉得两人原本会有大致相同的人生轨迹，但18年前的那起奸杀案，“他死了，我的生活也扭曲了”。
此后闫峰变得胆小，遇事就躲，18年里没跟人吵过架，尤其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死后，他没多久就离开了卷烟厂，此后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两年，没再稳定过；他37岁了，还没结婚。
闫峰会偶尔梦到呼格吉勒图。18年没抹去闫峰记忆里的呼格吉勒图，一直是年轻的样子。
他并不抗拒采访，他觉得有道义把当年知道的都讲出来。除此之外，他不愿多谈。闫峰说了很多次“不方便”，不方便见他的家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不方便进入他的生活环境。
见面地点是呼和浩特一家路边小餐馆。看起来，他不像37岁，衣服穿得年轻，脸也白净。闫峰说这是因为这些年总在换工作，没怎么干过重活儿。
闫峰生活很单一。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当电力维修员，“有活儿的时候就去业主家里摆弄那些机器，没活儿就在值班室干坐着。”
小餐馆里坐的位置正对门口，外面有人进来，门一动，他会下意识地抬头看一眼，但是对方一走近或者目光跟他碰到一起，闫峰会迅速低下头，端起茶杯却不喝水。
他的朋友都是小时候认识的，问有没有1996年之后认识、关系很好的朋友，他想也没想就说“没”。
他愿意回忆俩人以前一起游泳、到处玩的青春时光。但对现在的生活，问得多了，他会轻声嘟囔，“说这个有啥用呢，日子又不能从头来一遍。”
他是我唯一能说话的人
新京报：呼格吉勒图去世18年了，这18年里，你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闫峰：他被枪毙以后那段时间，还有就是赵志红被抓的那年，都是心里最麻烦（呼市方言，心里难受的意思）的。
新京报：两次心理感受应该是不同的。
闫峰：不一样。他被枪毙后的那段时间，我特别难受，我性格偏内向，爸妈都有些疾病，从小跟外公外婆长大，没什么说话的人。在卷烟厂车间，除了呼格吉勒图，其他工人都比我大。他是我唯一能说话的人。
我们一起吃饭喝酒，一起游泳，一起去录像厅看香港的武打片，原本都挺好的。那个案子，我都没想明白怎么回事，报纸上就铺天盖地地说呼格吉勒图是强奸杀人犯，没多少天就给枪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