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从制度设计上给社会组织“培土”
“马云说美国企业家是因为觉悟高，才做慈善。我要和他商榷这个问题。”章新胜笑着说，“应该是因为美国的税制设计。”
论坛代表们建议，政府部门应从制度设计上，给社会组织“培土”。
章新胜以美国税制举例，其中有“三大机制”值得我国参考：一是税收减免。“我国慈善捐助税收减免的最高比例是12%，但在美国最高能到46%。”二是全球追踪税率，“让富人跑不了”。三是高昂的遗产税，“逼着企业家考虑做好事、善事”。
王水华也提到了马云。“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像马云这种拥有巨大私人财富的人多了，需要政府引导，在财富分配上做调整。政府应当给予公益捐资免税，鼓励注册私人基金会，投向公益组织。”
他特别想对不舍得减免税收的政府官员说：“别觉得财政吃了亏，这笔钱投向公益，解决的还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在制度建立的阶梯中，你每往上走一步，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你越往上走，越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局面。”宋有兴说。
但他依然疾呼“打破金鱼缸”。
魏巍也直指，监管部门不能“鸵鸟政策”：“如果政府认为不给注册，这个社会组织就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还不如给予合法身份，就能合法地进行透明监管。”
章新胜指出，社会组织需要有参与民主决策的正常渠道。“现在，在我国政协会议里，还没有民间社会组织这个界别，就是没有得到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认可。”
“在全面转型期，就要允许社会更多元化，更包容。因为事情是政府一家做不完的。”王水华说。
本报浙江德清9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