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0日，中国战区华北日军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图为日军投降代表穿过观礼人群。当日军献刀时，群众山呼“中国万岁！中国万岁！”资料图片
“大陆政策”与侵略扩张
日本是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其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找准扩张的方向。自然而然地，日本将目光瞄准了亚洲大陆，“大陆政策”应运而生。
“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6世纪后期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其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企图通过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帝国，为此曾两度发兵朝鲜。尽管丰臣秀吉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他的衣钵却为后来的日本统治者及部分思想家所继承。尤其到幕府末期，当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时，一些人便在谋求“富国强兵”、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了“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明治政府的重臣元老山县有朋、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1868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以武力向亚洲大陆乃至世界扩张。具体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陆，第五步征服全世界。这一政策实际上成为从明治时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日本的基本国策。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在发表施政演说时，山县提出要“发展国力”和“伸张国势”，明确阐述了他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并将此作为其政府的“施政纲领”。山县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日本本国疆域系“主权线”，而“与我国（指日本）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则被其视作“利益线”。他强调，在群雄争霸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否则，就“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山县讲的“利益线”，实际上就是指的亚洲大陆。
山县有朋“亚洲大陆扩张论”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侵略扩张思想--“大陆政策”的完全形成。从此以后，日本开始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穷兵黩武、侵略扩张、野蛮肆虐亚洲的罪恶历史。
东方会议与侵华战争
在“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战争的胜利，为日本政府继续推行对外扩张战略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在日本侵华战争史上，田中义一是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名义在东京主持召开了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东方会议。
作为日本政府策划侵略扩张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田中义一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在一篇题为《随感杂录》的文章中主张，日本的军事战略应服从于国家战略，“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充分伸张国势”。他提出，要在维护日英同盟的基础上，以俄国和中国为第一、第二假想敌国来制定军事战略。他的理论是，俄国和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必然会对日本报“一箭之仇”，届时满洲将成为矛盾的焦点，日本甚至要做好同时与俄国和中国开战的军事准备。
田中义一的这些思想对当时日本政府制定国防方针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后，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日美矛盾上升，扩大海军和南进的主张抬头，但田中义一等人主张向大陆扩张的论调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在东方会议上，田中义一积极支持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的激进主张，策划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开来。在会议闭幕时，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支（华）政策纲领》。“纲领”共有8条，其中1－5条主要是针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则是针对“满蒙”问题的对策。其中的核心内容是将分离“满蒙”与“中国本土”作为最高国策，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在中国扶植亲日政权等。无疑，这实际上就是田中内阁的侵华宣言书。
这一“纲领”明显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据点、进而向亚洲大陆扩张的主张。日本有了朝鲜这块侵犯大陆的跳板还不够，还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主体上肢解出去，变成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北向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南向中国华北以至华中、华南和印度支那扩张。可以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这是日本政府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最根本的考虑。
据史料记载，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曾向天皇秘密上呈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史称“田中奏折”。其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全球称霸战略，与田中义一的上述《政策纲领》完全吻合，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步骤也正是按照这一战略而展开的。可以说，这份文件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