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
2014伊始，曾经自称“中间派”的袁隆平，再次就转基因话题开了腔，不过这一次，他在媒体上的形象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欲说还休--“转基因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此语一出，顾准之女顾秀林老师如被雷劈，半晌才吐出几个血字：“反道的，都没有好下场。袁隆平这个两面派，和张启发一样，罪孽，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彻底批判！”
虽然我与顾秀林对转基因的观点完全相左，但对袁此次表态却有着同样的不解与错愕。这个对Bt蛋白（抗虫稻核心基因）看起来还一知半解的传统育种专家，为何会对基因工程如此兴致盎然？
还是先从杂交稻说起吧。
不再增产的杂交稻
1976年，杂交水稻在中国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4万公顷，正式走向大面积生产。在那个“天崩地裂”的年头里，中国人等来了邓小平和袁隆平，据说这两“平”让中国人吃上了饭。
不过，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虽身为“杂交水稻之父”，但全国累计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品种，却并未出自袁隆平之手。
1981年，来自福建三明农科所的谢华安培育出了三系杂交稻“汕优63”，这个初期科研经费投入不足10万元的项目，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横扫中国大地，最高峰时期曾经占据全国杂交稻种植面积的45%，累积种植面积占杂交水稻主要品种的21%（2006年数据）。更关键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杂交稻刚推出便遇到了稻瘟病困境，推广严重受阻，有的地方甚至将几十万公斤种子封存。由于汕优63对稻瘟病的优良抗性，杂交稻才得以真正进入国人的视野。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杨守仁曾说，“汕优63救了杂交水稻的命”。
随后，在1997年时，来自江苏农科院的邹江石培育出了“两优培九”，并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在2002年后接替“汕优63”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直到2004年和2010年时，袁隆平团队的“金优207”及“Y两优1号”才分别崭露头角。
不过正如袁隆平所说，比起个人成败得失，他更关心杂交稻以及超级稻在中国的发展。然而，杂交水稻在中国却已经遭遇多重瓶颈，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疯狂已不可同日而语。
曾经有人说，杂交水稻可以完全取代常规水稻。但根据全国农技中心的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杂交水稻在全部水稻种植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徘徊在60%-65%左右，从未超过70%。由于耕种便利，在部分地区，常规稻反而有“第二春”的态势。
和种植面积比起来，更加萎靡不振的是单产水平。1991-2007年，中国审定了2000余种杂交水稻品种，且品种更新加快。在水稻品种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水稻单产却呈现下降趋势。1995年中国水稻平均单产401.6公斤，1998年达424.4公斤，而2003年下降到404.0公斤，倒退到1995年的水平。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数据同样可以证实，自1998年达到省均6.37千吨的产量数据后，中国的水稻单产水平就再也没有过起色。自1998至2003年，中国水稻总产量年下降761.1万吨，其中由于单产下降造成水稻总产下降占23.2%，使水稻总产量年下降176.6万吨。
官方一直宣称“以不足10%耕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的中国奇迹，如今来看，号称杂交水稻技术全球领先，却以排名全球13位、单产效率仅为前10名国家75%的水稻单产水平养活了这么多人，更是一个奇迹。
当然，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水稻产业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水稻种植面积下降了1%，但总产量却增长了165%。
不过，这种产量的增加，究竟有几分功劳可算在杂交水稻头上呢？
《凤凰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品种和栽培手段在增产中的作用各占50%。由于现阶段育种已到达很高水平，种子技术对于水稻增产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