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抓可不抓的不抓可诉可不诉的不诉”
新京报：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浙江很突出，浙江检察院如何应对这方面问题？
汪瀚：浙江的案多人少有历史性的，过去多年浙江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作报告都说浙江是人均办案第一，到现在还是。去年我担任检察长之后不再单纯提案件数量。我觉得案件数量不是什么问题，我说过去我们总说人少，从来没有人想为什么案多。
去年报告说浙江是刑事犯罪第一大省，我觉得说得也对也不对。浙江确实是刑事案件多，但刑事案件中有70%-80%是轻型犯罪。换句话说，有一些案件是可以立案，也可以不立案的。
今年围绕轻型犯罪，浙江检察机关践行绿色司法的理念。什么是绿色司法？可抓可不抓的不抓，可诉可不诉的不诉。
比如说碰到一个盗窃价值3000块钱电动自行车的案子。按立案的标准，3000块钱公安机关可以立案。但是不是要把所有偷电动自行车的人都立案抓到派出所里面？这个标准怎么把握？检察机关要拿捏，而且应把这种理念跟公安机关传导。
新京报：我看到一个数字，去年浙江依法决定不批捕的8000多人，不起诉的有9000多人。
汪瀚：首先要注意，这是轻型犯罪，杀人放火的不在之列。如果对于轻型犯罪，都能够践行审慎司法、谦抑司法，有一些就可以不立案，或者不起诉。
一方面我们讲人少，另一方面不值得办的案子很多。真正值得办的大案要案，杀人放火、抢劫诈骗，以及互联网诈骗等群众呼声很高的案子，我们反而没有精力去办。为什么呢？精力都放在了别的地方，这就是我讲的“司法雾霾”。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
汪瀚：内蒙古的案子，包括不久前的天津老太涉枪案，都用力过猛了。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过去就是宁可判得重，也不轻判，所以出现很多错案。宁可重打不愿轻放，害怕放走一个坏人。
浙江正筹建职务犯罪检察部
新京报：在监察体制改革方面，浙江酝酿筹建职务犯罪的检察专职部门。可否介绍一下？
汪瀚：这是为了应对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新变化，我们得有所准备。现在我们浙江省一级检察院和县级检察院人员转隶已完成。什么叫转隶呢？我们传统中所说的反腐的三个部门，包括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的，机构搬走、职能划走、人员调走，这就叫转隶。
那检察院未来要不要参与反腐败斗争呢？还是要继续。当然阶段不同，调查案件不归我们，我们以后就管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如果有人违法涉及职务犯罪了，纪委移交检察院审查批捕、起诉。
为了做好职务犯罪的审查逮捕和起诉，当然要有专门的机构，我们就叫职务犯罪检察部。目前已在筹备组建了，编办还没有正式批复，但是机构已经存在，人也配好了。
新京报：检察院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侦查权了？
汪瀚：这个法律上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还留着很大的空间。比如说在未来的审查起诉过程中，按照中央既定方针，可以由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如果我们在公诉的准备过程中发现证据还不完善，我们也可以退回监察委让它补充侦查，或自行补充侦查。
新京报：这个补充侦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检察院在监督过程中发现有证据不足或者类似的情况时，可以行使侦查权？
汪瀚：我的理解是，检察机关在审查监察委移送案件的时候，如果证据已经完备合法，足够支撑起诉的话，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诉。如果认为证据不够，就需要退回侦查，或者由我们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当然，这需要有权力的保证。还有一种情况，可能经过我们审查之后认为他不构成犯罪，也有可能退回监察委，建议予以撤案。
新京报：目前转隶到监委会的人员全是党员？
汪瀚：对，原则上都是党员。至少第一批在我们试点部门是这样，我们省检察院个别非党的人员没有转隶。监察委作为全新的反腐败机构，肯定有一些新的要求和规定，就像原来非党员不能在纪委工作一样，这也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