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与反贫困工作是一项世界性难题。目前世界约70亿人口中至少11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非洲贫困约有4亿。贫困的原因有很多，譬如生产率低下、缺乏劳动技能、经济冲击、疾病流行、缺乏脱贫模式、社会不平等、腐败盛行、全球化影响等。而在非洲的很多贫困国家和地区，还有一个隐藏较深的原因，就是不恰当的扶贫方式。
这突出表现为很多西方国家对非洲不恰当的大规模援助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过去60年来金额巨大。以美国为例，据赫德森研究所发表的全球慈善捐助报告，2005年，美国民间和官方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总共有1226亿美元。美国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额，不仅超过法、德、日等国，而且已占美国国民收入总值的0.98%，超过了0.7%的高限。其中光是给非洲的抗艾滋病捐款，在布什总统执政时就多达150亿美元。根据2014年5月号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表的西方对非洲金援问题的评论，“过去50年来，西方富有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高达两万亿美元。”
很多人会质疑，难道援助还有错？有援助总比没有援助好吧？的确，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大量援助解了燃眉之急，必须承认这些援助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值得点赞。但如同抗生素用得过多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一样，这些以援助为主要形式的扶贫行动并没有让非洲摆脱贫困，反而使非洲人的实际人均收入却低于1970年代；超过一半的非洲人口（约3.5亿）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每48个非洲人中，有9个比1960年更贫困。
因此一些专家学者对西方的这种“援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曾任高盛经济师和世界银行非洲专家的赞比亚学者丹碧莎-莫友（DambisaMoyo）出版了新书《无用的援助》。作为在英国剑桥和美国哈佛接受教育的精英，她在这本新著中以大量实例指出：西方援助害了非洲。这些援助不仅无法解决非洲经济问题，反而会使非洲一直贫困下去。这引起人们对“援非”的讨论和争议。莫友认为，长期的援助造成非洲国家不堪重负的债务，通货膨胀加剧，欠缺对汇率市场的异常动荡的抵御能力，也无法吸引高质量的投资。她的结论是：“援助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的灾难。”
主要原因是，西方对非洲的援助是不设时限的、缺乏具体目标的、给穷人平分的救济。这样做能使穷人的状况短期有所改变，但无法从长期目标上，使整个国家脱贫和现代化。
当年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国家，不觉得这项援助是美国对他们的亏欠。他们做出周密的经济计划，有效地使用了援助款，迅速靠外部输血恢复了自身的造血功能。而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则把西方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不致力经济改革，只是负责分配、撒钱。莫友感叹说，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非洲这样，靠这样的援助而取得经济发展的。“依赖不设时限捐献的经济体制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而那些不依赖于援助的国家倒取得成功。”
前东欧的波罗的海三小国，获得独立后，并没有获得美国的马歇尔式援助，而主要依靠自身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市场经济道路，结果都取得经济成就。从1995到2007年，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的实际收入分别增长了惊人的167％、146％和125％。亚洲的经济四小龙（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香港）也不是靠西方援助，而是靠走市场化和全球化而经济腾飞的。
一位到过赞比亚参加援非项目的中国工程师撰文说，他在赞比亚看到的该国总统车队，全是奔驰、宝马等高级轿车。当地朋友告诉他，外国援助，多被政府高官拿去挥霍了，尤其是买车。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开的都是世界级的好车，住的是占好大一片地的两层小楼。还有人说，中国援助给他们的种子，玉米大米小麦之类，他们不是拿去种，而是直接吃掉，你援助多少他们吃多少。他根据在当地的观察得出结论说，“外援很大一部分没有对非洲的自强和发展起作用，而只是使少数人的生活变得日益富裕、奢侈。”
中国很早就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习近平主席在中国30多年的扶贫实践和理论基础上，总结提炼创新出精准扶贫方略。他指出：“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这些成功模式不仅对中国的扶贫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非洲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给非洲扶贫减贫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希望，为非洲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卡佩尔说：“在某种程度上，非洲和中国很类似，国土面积大、复杂多样，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的减贫做法和经验对非洲的借鉴意义可能更大。”
摆脱贫困，应以自身努力为主，外界援助为辅。如乌干达政府凭借中国扶贫经验，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经济、为农业发展创造环境的经济和机构改革。例如允许农民可以直接从银行借贷资金，撤销不利农业发展跨区域合作的各种限制，向穷人分配可耕土地，提供农业咨询服务，扩大农业金融市场，充分利用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加强包括道路、可持续的能源资源利用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向穷人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改善卫生条件，加强对艾滋病等疾病的防治，提高成人识字率等。近10多年来，昔日的动荡之国在扶贫的道路上己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据乌干达统计局(UBOS)2009年发布报告称，乌贫困人口比例由过去的38%降至31%，降低7%。特别是城镇、中部和西部地区减贫效果更加明显。
只有选对恰当的扶贫及援助方式，使贫困地区产生和恢复经济造血功能，才能真正脱贫。南非著名政治评论家、《贫穷的设计师》一书的作者莫列齐姆贝基说，中国扶贫是“正确的发展模式”，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可以从过去25年发生在中国的农业改革中学到的重要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