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伟46岁，现任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广州市政协常委。2010年12月，增补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五次会议委员”，2011年12月，连任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二届委员”，2012年1月当选为“政协广州市委员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

    前日，广州市两会上，政协常委曹志伟展开了名为“人在证（征）途”的3.8米长卷，这份调研报告，反映民众办证数量多、过程繁琐、难度大的事实。其中一个人一生常用证件达103个。

    去年，曹志伟在广州两会上展示反映法人单位办证难的“万里长征图”，受到国家总理李克强关注。今年人在证（征）途，被认为是曹志伟和“证”死磕的升级版。

    曹志伟感叹“中国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他说出了在他眼中，“证”与“政”之间的关系，和一名政协委员应该如何履行职责。

    现状：难治之“证”

    新京报：“人在证（征）途”是你去年提出“万里长征图”的升级版吗？为什么会关注办证难？

    曹志伟：“万里长征图”关注的是企业法人，“办证难”是关注自然人，即每个公民都会遇到的行政审批问题。

    去年8月，我在中央编办参会，得到两个研究课题，其中一个是“如何让行政红利惠及每一个公民”。之后刚好有两个市民打电话，说“曹委员你整天关注企业办证难，什么时候关注老百姓办证难？”这触发了我关注办证问题。

    新京报：“人在证途”是借用了“人在囧途”吗？

    曹志伟：和人在囧途完全无关。“人在证途”是用人从出生前到死亡后为时间轴，用每个阶段需要或可能办理的证件为Y轴，这图（途）反映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所以叫“人在证途”。

    新京报：怎么想到用长卷制图的方式展现？

    曹志伟：用流程图的形式，相当于让所有审批部门都穿上比基尼站在选美舞台上：哪些部门审批事项最多、审批时间最长、收费最多，一目了然。我读工科出身，习惯画工程进度图了。

    新京报：你的调研团队如何组建？用哪些方法搜集？

    曹志伟：团队由（我所在）集团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组成。我们按人生不同阶段、功能不同分类将调查目标和人员分工，打政府部门电话咨询、查看其官网、亲身办理、实地暗访和向周围人求证等方式搜集。还调查了如美国、欧盟和印度要办哪些证件，哪些值得借鉴。

    新京报：外国的用证情况和我国有何不同？

    曹志伟：国外很多地方公民都有一张社会福利卡，卡上会记录所有个人信息，可以缴纳各种保险、去医院看病等；几张卡之间信息共享，如果去机场坐飞机忘带身份证，拿驾驶证一样能登记，但在中国很多地方不行。

    原因：各自为“证”

    新京报：你的图中展示了103个证件，这是收集到的全部吗？你觉得最荒诞的证是什么？

    曹志伟：调研小组查到的证件共有400多个，展示的这103个证主要是老百姓常见的。调查发现，有些省连收割玉米、焚烧秸秆都要办证。

    新京报：造成“人在证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曹志伟：公民办理证件的种类多、地点分散、材料重复提交、每个证件功能和信息单一，办证人需要在诸多部门间多次奔波，甚至同一个局所批的证都由不同的处室、在不同地点办理。

    新京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曹志伟：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各自为政（证），造成政（证）出多门，政府部门间存在行政壁垒，多个部门审批条件和结果互不沟通，信息不共享。这体现出政府部门社会治理思维僵化、管理方式落后。

    措施：精兵“减证”

    新京报：你去年的万里长征图，据说被李克强总理两次在会上提及。这次“人在证途”也广受关注。

    曹志伟：（总理的关注）让我感到意外，受到鼓舞。这效果起到了引发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作用。这次“人在证途”比“万里长征图”更有普惠作用，能否“减证”涉及改革成果能否惠及到每一位公民。